南北经学不同论
经术萌芽于西汉，诸儒各守遗经，用则施世，舍则传徒，一经有一经之家法。家法者，即师说之谓也。至于东汉，士习其学，各守师承，而集其大成者实为郑康成氏。
特当此之时，经生崛起于河北，江淮以南治经者鲜。三国之时，经师林立，而南人之说经者有虞翻、包咸、韦昭，然师法相承仍沿北派。又当此之时，有杜预、王肃、王弼诸人，亦大抵北人。以义理说经，与汉儒训诂章句学不同。
魏晋以降，义疏之体起，而所宗之说，南北不同。北儒学崇实际，喜以训诂章句说经。南人学尚夸夸，喜以义理说经。《魏书·儒林传》之言曰，汉代郑玄并为众经注，服虔、何休各有所说，玄《易》《书》《礼》《论语》《孝经》，虔《左氏春秋》，休《公羊传》，盛行于河北，王弼《易》亦间行焉。旧作王肃注。由是言之，北方经术乃守东汉经师之家法者也。
又《隋书·儒林传叙》云，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围，《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乎郑氏，惟不言何休《公羊》。南人约简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支叶。河洛即北方，江左即南方。是南方经术乃沿魏晋经师之新义者也。
盖北方大儒抱残守阙，不尚空言，耻谈新理，自徐遵明倡明郑学，以《周易》《尚书》教授，《北齐书·儒林传叙》云，经学诸生出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门下，遵明讲郑康成所注《周易》以传卢景裕及崔璟。又云《尚书》之业徐遵明兼通之，授李周仁等，并郑康成所注，非古文也。旁及服氏《春秋》。北齐《儒林传叙》云，河北诸儒能通《春秋》者并服子慎所述，亦出徐生之门。徐氏而外，习《毛诗》者有王基，见《诗疏》所引。习“三礼”者有熊安生，见《周书》。莫不抑王而伸郑，此北方郑学所由大行也。
江左自永嘉构祸，古学消亡，见《经典释文》，魏、隋《儒林传叙》文中。故说经之徒喜言新理。厥后王弼《易》学行于青、豫，《北齐书》云，河南及青徐之间儒生多讲王辅嗣《周易》，师训盖寡。费甝《书疏》传入北方，《北齐书》云，北方诸生略不见孔氏注解，自刘光伯、刘士元得费彪疏，乃留意焉。而南学由南输北矣。崔灵恩著《左氏条义》，伸服难杜，《梁书·崔灵恩传》:先习《左传》服解，不为江东所行，乃改说杜义，常申服难杜，著《左氏条解》以明之。陆澄议置《易》国学，王郑并崇，《南齐书·陆澄传》云，国学议置郑王《易》，澄谓，王弼玄学所宗，郑亦不可废。推之戚衮授书元绍，授北方《仪礼》《礼记》疏于刘元绍，见《陈书》。严植之私淑康成，治郑氏《礼》《周易》《毛诗》，见《梁书》。而北学由北输南矣。
观李业兴使梁辨论经义，分析南北，见《魏书·李业兴传》，如答箫衍问儒玄，答朱异问南郊，皆辟玄伸儒，辟王伸郑。非南北经学不同之确征哉?及贞观定五经义疏，南学盛行而北学遂湮没不彰矣。如《周易》用王弼注，《尚书》用伪孔传，《左传》用杜预注，皆南学而非北学也。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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