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下半叶出现数以百计的中兴史著，其中不仅充满了谀词，所认中兴君主也有歧见。流行最广的是鼓吹“同治中兴”。这些编撰之作中论述的中兴话语，与历史脉络中的中兴涵义已无相似处。念及“同治中兴”一词长久成为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知识点，尤其使人惘然。“中兴”一词昉于《毛诗序》（《烝民》序：“美宣王也，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后来变成史书中的基本概念或史学关键词。孔颖达说“中兴之事，于经无所当也”，在儒家经典中不见有相关界定。研究者常用的定义出自南宋地方官吏王观国《学林》卷二“中兴”条：“中兴者，在一世之间，因王道衰而有能复兴者，斯谓之中兴。”但这一松懈的定义只是为南宋君臣滥用此概念开方便法门。隋唐以前，对其涵义及使用有明确规定。唐宣宗时史官蒋乂，否认武则天之后继位的唐中宗为“中兴之君”，理由是“母后篡夺以移神器，赖张柬之等国祚再复，盖曰反正，不得为中兴”，随即举出简洁的定义：“凡非我失之，自我复之，为中兴，汉光武、晋元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复之，为反正，晋孝惠、孝安是也。”（《新唐书·蒋乂传》）所谓反正，源于《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拨乱世，反诸正”，意即废而复兴，还复本位。这一定义不是蒋乂的私见，其句式在六朝史书中并不罕见。如《梁书》卷二十九记梁武帝遭遇候景之乱，以为帝位不保而叹“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稍前的姚最《梁后略》述萧衍语作“得既在我，失亦在予”），其子梁元帝萧绎平定侯景之乱，“用宁宗室”，称中兴主并不算过誉，但《梁书》认为他“禀性猜忌，不隔疎近，御下无术”，未给于中兴名义。可知六朝史官定义“中兴”兼顾主客观，对君主德才要求严明，难得出现如宋高宗一类浪得虚名的情形。中兴定义的泛化与读音两歧有关。民国刘咸炘论宋、明有实学，例证“因古音而及义由音生之说”首发于王子韶、王观国等两宋学者（《右书·宋元明实学论》），上述《学林》的定义依据也在这点上，王观国认为中兴的“中”字分平声、去声，“有钟、众二音，其义异也。‘钟’音者当二者之中，首尾均也；音‘众’者首尾不必均，但在二者之间尔。中兴者，在一世之间，因王道衰而有能复兴者，斯谓之中兴，首尾先后不必均也”。他举证说商高宗、周宣王、汉光武帝、晋元帝、唐肃宗都号称中兴，“其时首尾先后不必均也，此中兴之‘中’所以音‘众’也”。又以杜甫诗为例，“杜子美《喜达行在所》诗曰：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又《送郑虔贬台州》诗曰：万里伤心严谴日，百年垂死中兴时。二诗皆律诗，倂用中字作去声。”此说在后世颇有应和者，民初号称精通史学的恽毓鼎还在复述“中兴之中，有平、去二声。杜诗‘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又云‘神灵汉代中兴主，功业汾阳异姓王’，是两音并用”。（《澄斋日记》年7月11日）然而王观国的辨说无助于澄清中兴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史书叙论中兴事例，何曾有“首尾先后不均”不得为中兴之说？规定中兴之中一概作去声则尤属无理。清初钱澄之即对此有相反见解。《田间文集》卷四《与方尔止论虞山说杜书》批评钱谦益注杜甫诗“新数中兴年”“百年垂死中兴时”，擅将两“中”字误改作去声，对此举出数证以明“中”作平声：“《系传》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谓《易》作于上古，圣人故称文王以中古以兴也。殷有中宗，唐亦有中宗，皆因先业中衰，而后有中兴之号，今作去声，是何义乎？二宗亦可以去声称耶？且子美‘中兴’二字屡见于诗，《秋日夔府咏怀百韵》有云‘侧听中兴主，长吟不世贤’，《赠韦大夫》诗云‘汉业中兴盛，韦经亚相传’，《送灵州李判官》诗云‘近贺中兴主，神兵动朔方’，《诸将》诗云‘神灵汉代中兴主，勋业汾阳异姓王’，此四‘中’字亦宜作去声耶？”钱认为杜诗屡见中兴一词而牧斋不识其义，缘于他对杜甫见证盛唐兴衰的经历不能感同身受，“生长华贵，沉溺柔曼靡丽之场，于子美之时地情事，生平所未尝历，胸中无此种境界”。杜甫身经安史之乱和肃宗中兴，诗中以唐“中衰而中兴”比肩汉光武中兴，其中兴之义与蒋乂的定义相合，因而钱澄之认为“中”作去声不合杜诗本义。事实上，清初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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