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东汉袁氏叱咤风云
东汉(25年-年)，是中国历史上继西汉之后又一个大一统的中原王朝，传八世共十四帝，享国一百九十五年，与西汉统称两汉。
新朝末年爆发绿林赤眉起义，西汉宗室刘秀趁势而起。公元25年，刘秀称帝于鄗城，后定都于雒阳，延续"汉"的国号，史称东汉。光武帝后经：阴帝刘庄、章帝刘火旦（火与旦合在一起，念：da）、和帝刘肇、殇帝刘隆、安帝刘祜、顺帝刘保、冲帝刘炳、质帝刘缵、桓帝刘志、灵帝刘宏、少帝刘辩、献帝刘彻。
东汉时，三公权力被大幅削弱，尚书台权力得到提升。汉明帝、汉章帝在位期间，东汉王朝进入鼎盛时期，史称明章之治。汉章帝后期，外戚日益跋扈。汉和帝继位以后，扫灭外戚，使东汉国力达到极盛，史称之为永元之隆。
东汉中后期太后称制、外戚干政，幼君多借助宦官才能亲政，史称戚宦之争，朝政日益腐败，豪强势力大肆兼并土地。汉桓帝、汉灵帝在位时期，昏庸无道、横征暴敛、卖官鬻爵，农民在多重残酷压榨下不堪重负，公元年爆发黄巾之乱，朝廷令各州郡自行募兵，方将民变基本平定，却导致地方豪强拥兵自重。初平元年(年)，董卓挟献帝迁都长安，自此朝廷大权旁落，揭开了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序幕。董卓被杀死后，建安元年西归(年)，曹操迎汉献帝迁都许昌。公元年，曹丕篡汉，东汉覆灭，进入三国割据时期。
据袁祖亮《中国人口通史》东汉卷页，东汉时期，袁姓排第47名。东汉袁氏主要以汝南袁氏和陈郡袁氏最富盛名。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现代对东汉袁氏的研究，已形成了大量的成果，其中以袁立泽著《中华姓氏谱袁姓卷》一书最为全面和有价值。本篇尽量引用已有的研究文章，供参考。
第一章东汉袁氏的发展
东汉时期，分化出了陈郡和汝南两大袁氏族脉，丰富的史料记载说明这一时期是袁氏人口发展的爆发期。东汉时期的《汉#;国三老袁良碑》是记载袁氏族脉传承和发展最根本的基础。
本章主要节选已有的研究资料，以便于甄别误区。
第一节袁氏堂位合流与唐宋史载之误
袁立泽
汝南汝阳与陈郡扶乐(或阳夏)袁氏，东汉时各自发展，形成独立的支系。中古史家如三国谢承、西晋陈寿、东晋袁宏、袁山松、刘宋范晔和刘义庆，对袁氏各系的郡望都有严格区分，表明上述局面自东汉迄于南朝未见变化。当代研究者多从侨姓士族的门第人手，解释王、谢、袁、萧并举为大的现象。南朝王、谢、袁、萧四姓之中，兰陵萧氏“只是由于齐梁皇室所出而升格”，王、谢、袁三家“才是两晋甚至后汉以来典型的高门”。魏晋时门阀统治正在形成，一部分“新出门户”和“汉代高门如袁、杨诸族”，成为“统治阶级中的最高等级”。东晋以来“江南侨姓中最高级士族”的陈郡谢氏，其实是“晋代才上升到和琅琊王氏并列”。晋、宋之间的士庶区分已经凝固，此后除个别家族如兰陵萧氏，“由于两朝帝室和其他原因”而成为“第一流高门”外，很少有“上升的寒门”获得“公认的士族地位”南朝搴人的兴起。又说：齐梁两朝皇室“并非高门”，他们“出自寒微”而以刘宋外戚起家，刘宋时“挤人士族”。柳芳将“萧氏和王、谢、袁并列”，恐怕是“以梁陈以后萧氏地位为断”的谢、袁、萧为大”，说法形成于何时？未作解释，但可以肯定不是“过江”之初。兰陵萧氏齐、梁时跃居“第一流高门”，袁氏最晚在梁、陈时也跻身四姓之列。《元和姓纂》“袁氏”将袁姓析为“陈郡阳夏县”、“汝南”、“彭城”、“乐陵东光县”、“京兆”、“华阴”、“河东”、“襄阳”八支，这样的划分以袁氏唐代仕宦的情况为准，自不待言。其中
陈郡阳夏县一支记袁氏自后汉魏晋至梁陈，正传世二十八人，三公令仆一十七人”，已将东汉时“四世五公”的汝南诸袁纳入其中，并将“陈郡阳夏县”与“汝南”两系合为一支。将堂位一统为汝南堂。该条“汝南”一支又说：“至绍、术绝矣。”提示汝南袁安。《后汉书》谓袁闳(弘)为“汝南人”，范晔《后汉书》又称袁闳(弘)与袁绍同为袁安玄孙。谢承系孙权谢夫人弟、吴武陵太守#;其生活的时代与袁闳(弘)相去不远。《初学记》卷一二、《太平御览》卷二三二引谢承《后汉书》记陈群“为三公”事，另据《三国志》卷二二《陈群传》，群拜三公在魏明帝即位之初。可知谢承《后汉书》成书。当在魏太和元年、吴黄武六年(二二七)之后。而据三国史家谢承等人的记载，袁安一支的籍贯仍在汝南。《三国志》卷六《袁绍传》：“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人也。高祖父安。为汉司徒。”同书卷一一《袁涣传》又载：“袁涣字曜卿。陈郡扶乐人也。父滂，为汉司徒。”陈寿对袁氏各支的籍贯，也有明确的区分。诸史引华峤《后汉书》，详叙袁安一门人物与世系，完全不提同样位至三公的袁滂。《北堂书钞》卷六六引华峤《后汉书》：“袁良#;汉明经为太子舍人”《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注引华峤《后汉书》：“安字邵公#;章帝时至司徒，传袁京#;蜀郡太守。京弟敞为司空。京子汤#;太尉。汤四子：长子平，平弟成#;左中郎将，平早卒；成弟逢、逢弟隗皆为三公。”可知袁安一支西晋时依旧隶籍汝南汝阳，与袁滂的族系不相混淆。袁宏《后汉纪》卷二二《桓帝纪》陈蕃所荐“五处士”中，有“汝南袁闳”；同书卷二三《灵帝纪》则谓“汝南袁阆盛名盖世”；卷二九《献帝纪》又有“陈郡人袁涣”《资治通鉴》卷六零初平二年(一九一)胡注引袁山松《后汉书》云：“绍。司空逢孽子．出后伯父成。”袁宏与袁山松都出自陈郡阳夏袁氏，分别是袁涣的五世、六世孙。他们对自已的籍贯应该不至于记错。袁山松《后汉书》现存文字中，虽然没有指明袁绍的籍贯，但他与袁宏辈分相邻、年代接近，对于本籍陈郡阳夏，应该不致与汝南汝阳发生混淆。《后汉纪》屡称“汝南袁闳”。袁闳为袁安四世孙，出自汝南汝阳袁氏。袁宏书中，明确将其先人袁涣，从籍贯上与袁闳划清界限。可见袁氏陈郡阳夏与汝南汝阳两支，历东晋一朝而未能合流。《后汉书#;袁安传》：“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阳人也。祖父良，习《盂氏易》，平帝时举明经。为太子舍人；建武初至成武令。”同书卷八《灵帝纪》光和二年二月癸丑；“陈国光禄勋袁滂为司徒。”《世说新语#;言语》又有“苟慈明与汝南袁阆相见”条，刘宋范晔、刘义庆记述袁氏汝南汝阳、陈郡阳夏两支的“乡里族系”，同两晋史家陈寿、袁宏也是一脉相承的。
《梁书》卷二一《王峻传》：“琅邪临沂人，曾祖敬弘，有重名于宋世。”峻子娶梁武帝弟始兴王儋女为妻，峻曾对儋言曰：“臣太祖是谢仁祖外孙。亦不藉殿下姻媾为门户。”周一良师《论梁武帝及其时代》据以指出：“可见王谢自视甚高而不把萧梁皇室放在眼里。”见《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元和姓纂》卷四“袁氏”后裔各支，除上引“陈郡阳夏县”、“汝南”两支外。其“彭城”一支云：“袁生之后今无闻。乐‘陵东光县”一支云。“状称绍中子熙之后。京‘兆”一支云：“状云涣之后。唐舒州刺史。”“华阴”一支下云：“隋左卫将军袁温(原注：《唐世系表》袁子温，称涣之后河东”一支下云：“唐秋官尚书、同三品、太原侯袁智宏。状云本陈郡人。”“襄阳”一支下云：“状云袁术败后，子孙分散，因居襄阳。唐尚书左丞袁仁敬。”族系的衰微是在袁绍、袁术的一代。上引魏晋南朝袁氏世系，其族人全部出自陈郡阳夏，汝南汝阳袁氏则未见一人，就是有力的证明。陈郡阳夏袁氏汉魏之际的崛起，始于袁涣的一代。袁涣入曹操幕府，以魏国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涣从弟霸入魏拜大司农。涣子侃拜尚书，侃弟奥拜光禄勋；霸子亮拜河南尹、尚书。魏晋易代，奥弟准为给事中，准子冲拜光禄勋。冲子耽、侃孙壤、猷随晋元帝渡江，耽拜历阳太守，壤拜丹阳尹，猷拜武康太守；此后耽子质拜琅邪内史，壤子乔拜龙骧将军，猷子勖拜临汝令；乔子方平拜琅邪太守；勖子宏拜东阳太守；方平子山松拜吴郡太守；宏子明子拜临贺太守。刘宋建国，质子湛拜尚书右仆射；湛弟豹为丹杨尹、太尉长史；豹子洵为吴郡太守；洵弟淑为太子左卫率；洵子颧为安北将军、尚书左仆射；濯子粲为尚书令，开府仪同三司，司徒；宏孙景侑为淮南太守。颉从子(弟觊子)彖为齐侍中。颤子昂为梁司空。魏晋南朝的四百余年间，袁滂一系“累代有高名重位”，形成骄人的阀阅。《新唐书》卷二。一《袁朗传》：“朗远祖滂，为汉司徒。自滂至朗凡十二世，其间位司徒、司空者四世，淑、颉、察皆死宋难，昂著节齐、梁时。朗自以中外人物为海内冠，虽琅邪王氏踵为公卿，特以累朝佐命有功，鄙不为伍”这段文字为我们观察陈郡阳夏袁氏地位的变化提供了重要线索。袁氏此系“中外人物为海内冠”，正是其升至侨姓之首的关键所在。《袁朗传》谓袁朗以上“位司徒、司空者四世”，根据三公的任职情况表现家族地位的高低，为当时社会上通行的标准。其中袁朗先人东汉魏晋南朝间任三公者，计有汉司徒袁滂、宋司徒袁粲和梁司空袁昂。据考证：西晋以后尚书台成为宰相机构，尚书台长官则相当于汉代三公，成为“国家宰相”《元和姓纂》袁氏“三公令仆一十七人”之语，可知刘宋时袁湛为尚书右仆射，袁颉为尚书左仆射；袁粲为尚书令，同样被唐宋史家视为宰相而记入谱牒。东晋门阀政治的大环境下，士族通过相互联姻结成同盟，各个利益集团进一步得到巩固。南朝皇权复兴，造成士族政治地位的变动，各家强调婚宦以维系自身的地位。按照唐长孺先生的说法：士族构筑出身门第的“深沟高垒”意在防范寒门的上升，婚姻已成为门第高卑的一项重要标准。《梁书》卷二一《王峻传》载王峻答梁武帝弟始兴王语，谓“臣太祖是谢仁祖外孙，亦不藉殿下姻媾为门户”，凭借与陈郡谢氏的联姻而傲视皇家，就是士族重视婚媾的极端事例。陈郡阳夏袁氏东晋南朝时的婚媾，也是非常显赫的。《宋书》卷五二《袁湛传》：“湛少为从外祖谢安所知，以其兄子玄之女妻之。”湛为袁耽孙，又为谢安外孙，这是陈郡阳夏袁氏与本郡谢氏联姻的例子。《宋书》卷七十《袁淑传》：“袁淑字阳源，陈郡阳夏人，丹阳尹豹少子也。……至十余岁，为姑夫王弘所赏。”淑为袁豹子，又为王弘甥，则豹姊妹为弘妻，这是陈郡阳夏袁氏与琅邪临沂王氏联姻的例子。南朝高门不藉与皇室联姻为门户，事实上双方联姻即所谓“国婚”仍很常见。《南齐书》卷三三《王僧虔传》所录檀硅与僧虔书，遍举檀氏与皇室联姻的人物，唐长孺先生指出；“从檀硅的话可以知道当时并不轻视国‘婚’。”南朝士族，往往利用与皇室联姻提升其政治地位，陈郡阳夏袁氏中在这个方面，也是颇为突出的。如《宋书》卷四一《后妃传》“文帝袁皇后”条：“陈郡阳夏人，左光禄大夫敬公湛之庶女也。”《袁湛传》：“太祖即位，以后父，追赠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谥日敬公。”同传大明三年四九五年，宋孝武帝诏又称湛“外氏尊戚”。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袁朗“自以中外人物为海内冠，虽琅邪王氏踵为公卿，特以累朝佐命有功，鄙不为伍”，但陈郡阳夏袁氏中也不乏“佐命有功”者。袁涣之后，袁湛是另一位重要人物。刘宋代晋，袁湛为魏御史大夫。《晋书》卷八三《袁壤传》附《袁猷传》云：“壤为丹杨-猷为武康。兄弟列宰名邑．论者美之。”《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六章“魏晋的三公、尚书”、第七章“南北朝的三公、尚书”．《宋书#;袁淑传》又云；“刘湛，淑从母兄也。”《宋书》卷八四《袁频传》：“频舅蔡兴宗。”又云“时尚书右仆射蔡兴宗是频舅。”频为袁洵子．又为蔡兴宗甥，洵姊妹为兴宗妻亦可知。其开国功臣。笔者以为：魏晋南朝四百年间，正是由于袁涣、袁湛等人的“佐命有功”，以及袁湛与刘宋皇室的亲密关系，才使其族系即陈郡阳夏袁氏一直维持了显赫的地位。汝南汝阳袁氏政治上的发展，至袁绍、袁术一代断绝，已见上述。问题是陈郡阳夏袁氏崛起之后，何以要将汝南汝阳袁氏，纳人自己的族系？我们知道，袁曹之争中的败落，到南朝以后不再被视为士族政治上、的污点。而以宰相人数衡量家族地位，则是汉唐之间政治文化的重要传统。上引唐宋诸谱标注三公任职情况，强调“三公令仆”的人数，原因当就在这里。对陈郡阳夏袁氏而言，汝南汝阳袁氏东汉时“四世五公”的经历，已成为其立足于高门之列，尤其是与王、谢诸家较量门第高下的重要资源。正是在此背景下，最晚到梁陈时期，陈郡阳夏袁氏与汝南汝阳袁氏改为同籍，双方最终合流。唐代留存的南朝谱牒，据《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谱牒类”载，有王俭《百家集谱》十卷，王僧孺《百家谱》三十卷，《十八州谱》七百一十二卷，徐勉《百官谱》二十卷，贾执《百家谱》五卷，《姓氏英贤谱》一百卷，何承天《姓苑》十卷，贾希镜(渊)《氏族要状》十五卷。《元和姓纂》所述袁氏世系，大约就是以此为依据编写而成。林宝将袁氏陈郡阳夏、汝南汝阳两支并为一系，当是承袭南朝尤其是梁代谱牒的内容。所谓“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其中袁氏指的只是陈郡阳夏的一支。魏晋南朝易代之际，陈郡阳夏袁氏凭借皇权的庇护，政治地位得以蝉联，并最终超越汝南汝阳袁氏，成为袁氏的正宗所在。以上所述，即为诸家史籍对陈郡、汝南乃至袁良、袁安世系混淆记载之原因。
袁乐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