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号：资深人士说文史
导语：南朝梁武帝佞佛，将佛教置于儒、道之上，为何不排斥儒学、道教？三教同源论是理论指导，儒道是世间，佛教出世间
南朝梁代开国皇帝梁武帝萧衍，是南朝在位时间最长，他在位四十八年，也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统治者，梁武帝文武双全，才华横溢。
《梁书》记载，梁武帝“六艺备闲，阴阳纬候，棋登逸品，并悉称善。”
由以上资料可知，梁武帝时典型的文人皇帝，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梁武帝思想轨迹的变化，“少学周孔，弱冠穷六经，中复观道书，晚年开释卷……。”由此可知，梁武帝的思想是先学儒学，再学道学，青年时崇奉儒学，中年时信仰道教，晚年时痴迷佛法。
也就是说，出身于天师道世家的萧衍，早年接受儒家教育，青少年时笃志于儒学，曾受业于博通五经的大儒刘谳，年轻时的萧衍喜欢拜师交友，穷究经籍，常与友人出入竟陵王西邸，与在这里抄五经的学士和众僧互有往来，无论是儒学大师和学士，还是佛教宗派人物，他都并交。受过儒家文学和佛教方面知识的双重熏陶，这为梁武帝未来在施政上采取的三教并容的态度埋下了伏笔。
梁武帝与道教有很深的渊源
从他的名字就可以看出端倪，他字练儿，反映了其家族是世代信教的。
《隋书》记载“武帝弱年，先事道法，即位后，朝士受道者众。”
梁武帝早年信仰道教时，道教大师陶弘景不仅与他关系密切，对其思想影响很大，陶弘景不仅为萧衍提出了新王朝的名号，萧衍之所以能够下决心夺取齐室政权，与陶弘景的极力推动不无关系。梁武帝即位后，首要任务就是寻找适合的意识形态，他在利用儒家纲常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同时，一方面，他宣扬佛教，把佛教抬到了与儒家圣人孔子一样的高度；另一方面，他著书立说，大力提倡儒家教育，维护纲纪。
梁武帝不满于魏晋以来儒学不振的状况，试图以两汉为榜样，推行儒学教化，重视儒家经学，想一举重振儒风。萧衍在位期间，始终将儒学作为施政之本，特别是在等级森严的南朝社会中，门第的高低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仕通前景，寒门子弟很难入仕为官。针对这种情况，梁武帝对能通经致学者不惜破例提拔，由此可见，梁武帝将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理政的法宝。
萧公权曾指出，佛教是一种宗教而不是政治思想，因而进入中国后并未引起政治思想的转变，佛教消极出世的人生观与老庄思想有着巧合的相似之处，因此不能成为政治思想，不能对政治有所贡献。由此可见，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法律教化等并没有宗教化，更不可能佛教化，仍以儒学为主。
即使梁武帝佞佛弥深，也没有让佛教打破传统的社会政教结构，梁武帝信佛的动机，不排除以杂以儒学之政教，士人在信佛时并没有放弃儒家思想的政治价值理念。不可否认的是，皇帝信佛很普遍，东晋和南朝的大部分皇帝也都是提倡佛教的，但是，到了梁武帝萧衍时，佞佛、崇佛达到顶点。
《梁书》记载，萧衍笃信佛教，曾制作《涅槃》、《三慧》、《大品》等诸经，于重云殿、同泰寺讲学，名僧硕学，听众者常万余人。
梁武帝经常参加佛经讲解，法会活动，时间越来越长，少则三天，多则三十七天，甚至五十一天之久，规模宏大，常常能达到四、五万人规模，梁武帝为了佛经甚至不惜舍身，舍身期间，还出现了王公大臣筹集以万钱奉赎梁武帝“皇帝菩萨”的盛举。此外，梁武帝还大力支持寺院经济，他强买田地，施舍寺庙，这为佛教势力的发展以及佛教信徒的迅速增加，提供了有力条件。
不仅如此，在佛教宗教实践上，亲力亲为，他不仅建造了大量的寺庙、佛塔、佛像，还亲自撰写忏法，将佛教祈福消业之风推向世俗，让高深玄妙的佛经、佛法逐渐世俗化和工具化。
梁武帝时期佞佛同时，儒学也得到大力发展
以佞佛著称的梁武帝，却对南北朝时期儒学复兴，居功至伟。刘宋、萧齐时期鉴于两晋儒学颓废不振，开始崇儒兴学，但其规模和程度都远不及梁武帝，萧衍在齐执政期间，为恢复和振兴儒学做出了大量的努力。
梁武帝即位后，大力开展传授儒学经典，推向儒学教育事业；这是因为儒学被奉封建统治者奉为正统思想后，儒学经典就被定为官方和私学的教材，使得学校成为推行儒、儒学教化的重要基地。
梁武帝即位后，开设五馆，建立国学，教授《五经》，设置博士，选补国子生；他还选派儒生，随从经学大师受业学习，并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萧衍还在宫城附近设立士林馆，皇室宗亲，皇太子、皇子都要到此就学。梁武帝还亲自登台讲授儒家经典，鼓励学生对儒学的钻研和学习，总之，梁武帝对儒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儒学教育上，梁武帝在设立官学的同时也鼓励民间私学，在南朝梁代不仅私人讲学十分活跃，家学儒学也蔚然成风，《南史》记载，顾越“家传儒学，并专门教授”，在梁代，无论是官学、私学、家学，学习和讲授儒家经典极其普遍。
梁武帝推崇儒学，一大批诸如崔灵恩、严植之、伏曼容等儒生先后被宠信，并且有大批儒生被吸入到统治集团中，正是由于梁武帝对儒学的偏重，在梁代掀起了学习儒学的热潮，进一步促进了儒学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有梁一朝，除了梁武帝崇尚儒学外，梁简文帝也笃爱儒学经史，曾尝试讲学梁武帝所制的《五经讲疏》，满朝文武大臣都去倾听；梁元帝早在任荆州刺史时就起州学，建孔庙，画孔子像，置儒林参军，劝学等措施。在梁代诸位皇帝的积极倡导下，自魏晋以来，儒学之盛达到了顶峰。
梁武帝崇信佛教，对儒学态度始终如一
梁武帝萧衍即位后，虽然崇信佛教，但对儒学的态度始终如一，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即可证明：一、梁武帝将儒家礼教视为施政纲领，自始至终都推行德治政策；二、在国民教育方面，梁武帝遵守儒家教育理念，推行儒家经典教学；三、官方的礼仪活动都遵循儒家礼仪，在其在位期间，从未间断；四、官学、私学、家学、甚至皇家教育都以儒家经典为基础，他一生中，著作多部儒家类典籍。
梁武帝在用人方面也很特别，无论是儒家、还是佛家人才，都被他利用为文化政策服务。他既想当帝王，又想当佛家的菩萨，还试图将佛家立为国教。梁武帝知道，要想当帝王治理天下，必须靠儒家的政治理论，用礼教还维护封建政权，维护社会秩序，所以，梁武帝以儒臣治国，深入学习儒家经典。
梁武帝重用贺革、沈文阿、徐灵恩、沈峻等大儒为教育主管，除此之外，他的御前重臣也是受过儒家教育，具有很高儒学修养的人；他在位期间，修纂了大量的儒家经典著作，由此可以看出梁武帝重视儒家文化、重用儒学人才、积极推行儒家政治理论的热忱。
在梁武帝奉承儒家思想的同时，还带头崇信佛家，想成为佛教中的菩萨，把佛教抬高到国教的高度，鼓励大臣和子民向佛，积极奖励翻译佛经、编译佛教经典、讲佛经；他还效仿儒官建立佛官制度，设立如法云、法宠、慧超等待遇优厚的加僧，有的僧人还被任命为僧正。在朝廷体制中，佛徒一时间达到了和儒臣并列的地位，由此可见，梁武帝在用人上出于政治的需要是儒、释会通的。
梁武帝佞佛的同时不忘崇儒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长期战乱、长期分裂的时代，北方和南方政权有很大不同；永嘉之乱后北方十六国，是五胡等少数民族统治时期，在汉人社会中起到中流砥柱作用的各地汉族豪族；南方则是晋元帝在大批士族拥戴下过江建立的朝廷，划江而治。
在这个乱世时代，佛教正好适应了人心的需要，在南北不同的政治、政权环境中生根发芽逐渐壮大，并且逐步传播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寺院僧侣的政治地位很高，与世族大家享有一样的免除赋税、徭役等特权，佛教寺院占有大量的土地、庇护大量的人口，在社会中拥有相当的经济基础，这也是佛教繁盛的主要原因之一。
佛教沙门与世族一样都具备学术或者宗教方面的指导能力，凭此优势，他们逐渐成为各种团体、各地域的领导者；沙门与世族拥有学术、宗教、经济的领导权，朝廷又赋予了他们各种政治特权以及很高的社会地位，使沙门和世族成为南北朝政治格局中不可忽视的拥有深厚权力的势力团体。
由此可见，在南北朝政治社会结构中，出现了三种最为强大势力，以帝王为主的宗室势力，代表儒家的世族势力，代表佛教的沙门势力；如何协调、平衡和应用这三大势力，如何将政治与佛教结合，如何将宗教与政治结合，如何协调儒家与佛教理论问题，这些都是梁武帝面对的首要问题。
梁武帝不仅要协调佛教与儒家的关系，更要面对寺院僧侣与世族两大势力对君主政权的抗衡，尤其是佛教中“沙门不敬王者论”带来的佛教凌驾于君主王权的态势，梁武帝不能不有所回应。那么梁武帝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笔者认为，南朝梁代，自梁武帝起，诸位皇帝在学术素养上，具有高度的融合力和创造力，梁代诸位皇帝兼备儒学、玄学、佛学、道家理论以及文、史等各方面的学术素养，海纳百川集百家之长，在面对理论上占有优势的“沙门不敬王者论”，通过儒家、道家思想的有力辩证解决了“帝王”在佛教地位中居于劣势的困境。
梁武帝在治国的政治理念上，他虽然会通儒、释、道，但是以儒家政治理念为主，释（佛）、道家修行为辅，形成一个互相兼容的局面；在思想信仰上，梁武帝利用儒家思想改造佛教，将外来的佛教中国化，但是在行动上，梁武帝除了戒酒、远离房室外，他内心真正的信仰仍然没有离开儒家忠孝伦理观念。
在生活上，他儒释并行，读六经，拜孔子，倡导儒教忠孝仁义的伦理道德思想，参与祭天、祭祖、籍田等儒教礼教；同时他又向佛，拜佛，在饮食上禁酒肉、行法会、禁欲、放生、舍身、赎身登一系列的佛家修行生活。
综上所述，梁武帝是历史上罕见的将儒、释、道三教思想同源的帝王，那么他这种三教同源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梁武帝崇信儒教，这与他在年轻时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不无关系，经过从小的儒家教育，梁武帝《易》、《书》、《诗》、《礼》，无所不精，在儒学颇有造诣；正是基于对儒家思想的深刻理解，他意识到治国理政，皇权的巩固，社会安定的维持，非儒家思想不可，这种思想已经深入其骨髓。萧衍成为皇帝后，尽管笃信佛教，提倡佛教，但不废儒、道，而是采取“孔释兼弘”，儒释道三教并用的政策。
2.三教的本源说，梁武帝虽然认为儒、释、道三教有高下之分，但从本源看，佛教是包括儒教、道教的，也就是说儒教和道教同源于佛教；梁武帝认为，周公、老子、孔子是西方佛祖释迦牟尼的弟子，他们之间是师徒关系。梁武帝把佛教比喻成月亮，把儒学、道教比作众星，三者之间的关系，以佛教为大，形成众星捧月的局面，又相互烘托，交相辉映。
根据流传的说法，“三教同源论”本是佛教为了抬高自己的宗教地位、政治地位而编造出来的欺人之谈，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其出发点如何，这种说法都促进了儒、释、道的合流，进而对中华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
梁武帝也曾“舍道归佛”，佛教几乎被其抬高到国教的地位，但其对道教并没有采取极端的打击政策，在佛教发展的最鼎盛时期，儒学仍然发挥着治国理政的作用，这也足以说明，梁武帝提出的“三教同源”说是基于其政治需要。
3.佛教置于儒道之上，却出现“三圣”，梁武帝将佛教置于儒教、道教之上，并不意味着排斥、打压儒、道两家；在他的理念中，他认为儒教、道教是“止世间之善”，佛教却能超出三界凡尘，脱俗于世间之外；儒教、道教和佛教的具体区别是世间与出世间的区别，是凡人与圣人的区别。
以佛教为主，将佛教、儒教、道教三者结合起来，理论上相互融合和贯通，实践上就能达到互补；既能用儒教、道教的理论教化人在世间进行兴善，又能用佛教教义，劝人容忍才能出世成佛。三教结合利用，对封建政权的统治以及权力稳固是极为有利的。所以，释迦牟尼、老子、孔子自然被梁武帝同时尊为“三圣”。
佛教、儒教、道教几乎是同时产生的，作为外来宗教佛教，当其传入中国时，儒教、道教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儒家思想早在西汉汉武帝时期就取得了思想上独尊的地位；发源于本土的儒教、道教对维护封建政权和君主统治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儒家学说自西汉以来早已成为君主统治百姓的重要思想武器。
道教虽然有长生不老、羽化成仙登拙劣的骗术，但在宣传中却有广泛的民族感情基础，在百姓中有相当的亲和力，梁武帝作为君临天下的统治者，他当然懂得儒学、道教在历代王朝中的功能和效用，因此，尽管他极力抬高佛教地区，推崇佛教甚至达到佞佛的境界，但并没有对儒、道另眼看待。
总述
在魏晋南北朝的动荡时代，学术发展受到政治环境制约影响很大，干戈未息、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指望真正的学术繁荣，在这种情况下，儒、释、道三家不断冲突、争夺、融合，为南朝政治文化选择提供了很大空间。
对于儒学的发展，在南朝除了梁武帝有意识地扶植外，其他时间一直衰微地发展，在之前的儒、释两教，经过百年冲突、融合后，到了南朝突然被发现儒、释二者是同源的，这个不能不说儒、释在冲突过程中相互忍让和融合的结果。
梁武帝以三教同源论为理论指导，一方面，对已经存在多年的稳定而多元的宗教格局上，仕途建立起以佛教为中心的多元一体宗教体制；另一方面，梁武帝个人的学术能力与实践能力，为解决三教理论冲突客观上提供了能力基础，他为了强化国家统治基础，打造以儒学为主的政治理论，寻求利用儒学经典来强化国家封建政权。
参考文献：《梁书》、《隋书》、《资治通鉴》、《弘明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