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唐文作者小传辨证》（武汉大学出版社年出版，以下简称“《小传辨证》”）是王辉斌先生继《乐府诗通论》之后的又一部学术著作。
《全唐文作者小传辩证》，王辉斌著，武汉大学出版社年9月版。这部著作，从一九八四年通读《全唐文》所做的“小传纠谬”笔记开始，到最后出版为一本真正的具有文学文献学特点的学术专书，前后历经三次整理，历时达三十五载之久，这其中所经历的劳苦艰辛可想而知。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这部学术著作得以梓行，其丰富厚重的内容必将为学界进行唐代文人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于《小传辨证》的重要价值，首先得从《全唐文》中的作者小传谈起。
《全唐文》是清嘉庆年间由董诰领衔，阮元、徐松等百馀人参加编纂的官修唐五代文章总集。全书一千卷，辑有唐朝及五代十国文章共一万八千四百八十八篇，作者三千零四十二人。其中，卷一至卷九四五之作者，皆有简略的小传。
关于这些作者小传的学术价值，王辉斌先生在书末所附的《全唐文作者小传概说》中已经详细地阐述。概而言之，《全唐文》之作者小传是唐人生平事迹的资料总库，是一种学术性很强的人物专著，其为作者的生平提供了诸多参考系数，可资多种专题研究，有时可补正史之不足，也可借以校勘订正相关文献，非常值得重视。
但在使用这些作者小传时，需要注意一些问题，因为这些作者小传在姓名、字号、生卒年、籍贯、职官、生活年代等各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错误，这也成为我们使用《全唐文》作者小传的一大障碍，稍有不察，便易致误。
《钦定全唐文》而王辉斌先生的《小传辨证》则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了巨大贡献，本书在清人劳格《读书杂识》卷八《读全唐文札记》、今人岑仲勉《唐人行第录》所附《读全唐文札记》的基础上，对《全唐文》卷一至卷九四五中的七百三十二篇作者小传进行了系统全面而精密细致的考辨订补，为使用《全唐文》之作者小传，提供了一份较为可靠的材料依据。
《小传辨证》在体例方面由“原小传”、“辨证”、“按”、“考补”、“附考”所组成。“按”一般是针对小传不误或误否未知而为，其可以帮助我们获知小传的撰写依据。
总体而言，“按”主要包括两大类情况，一类为作者小传不误，则于“按”中说明小传的材料依据，如卷三六四“张庭芳”小传，“按”云：“张庭芳，两《唐书》无传。小传此之所述，乃是据《全唐文》是卷著录张庭芳《故中书令郑国公李峤杂咏百二十首序》而为，不误。”
有时还会对材料来源，再次引用相关资料进行旁证，如卷七二二“林宝”小传，“按”云：“林宝，两《唐书》无传。小传此述，当是据《永乐大典》本《元和姓纂》卷首之所署而为。
对此，《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五据《永乐大典》本《元和姓纂》所撰‘提要’亦有载，云：‘《永乐大典》本。唐林宝撰。……诸家书目，所载并同。’不误。”一类为未知小传内容的材料来源，则标明待考，如卷四四○“封演”小传，“按”云：“封演，两《唐书》无传。小传此述，所本何籍，待考。”
日本中文出版社版《钦定全唐文》本书之大端，主要在“辨证”、“考补”、“附考”三大部分。
“辨证”部分，主要针对小传中各种各样的错误进行考辨，一般先注明正史是否有传以及小传的撰写依据，这是纠谬的前提。
了解小传的材料依据，有助于在考辨时发现致误原因，并进行纠谬和订正。“辨证”部分，不仅可以纠正小传内容之误，有时也可以通过小传以及相关文献之记载，纠正正史和一些文献资料之错误，如卷一四六“孔颖达”小传，“辨证”根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五下》和于志宁《大唐故太子右庶子银青光禄大夫国子祭酒上护军曲阜宪公孔公碑铭》中记载孔颖达之字为“冲远”，纠正了《新唐书·孔颖达传》中字“仲达”的说法。
再如卷五一四“顾少连”小传，根据杜黄裳《东都留守顾公（少连）神道碑》载顾少连一生曾三次应试及第，指出徐松《登科记考》仅载“大历五年进士”之误。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
“辨证”对于小传内容有争议且不知孰是孰非的情况下，则罗列诸种观点，存疑。这种观点罗列可以让我们对于该作家生平问题所存在的争议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如卷一二九“后蜀主孟知祥”小传、卷二三六“韦嗣立”小传、卷二九八“吴兢”小传等等。
“辨证”有时还可兼补小传所无的内容，如卷三六二“邱悦”小传中指出《旧唐书·文苑传》所载籍贯、宦历、卒年等皆可补小传之阙。有时还可以厘清一些作品的归属问题，如卷六九五“韦宗卿”小传，“辨证”考证署名为韦宗卿的《隐山洞六记》当是宝历元年李渤观察桂管时所作。
中华书局版《全唐文》再如卷七三二“侯喜”小传，“辨证”指出《全唐文》所著录的侯喜文九篇（含赋六篇）中，《唐高宗天皇大帝封禅文》、《唐玄宗明皇帝封泰山玉牒文》皆非侯喜所作，这对于唐代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考补”部分，则是对小传中所不涉及的内容，而在其他文献中又有记载的，进行行事、历职等方面的补充。“考补”一般先注明考补的内容，然后在这些内容的下面或引录原文，或注明出处，一一说明考补内容之依据，对我们更加全面了解传主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考补”有时还会附带对有些文献进行纠谬，如卷二○○“沈成福”小传，“考补”中指出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八中“历代郡守”内之“垂拱四年，沈福”，其中的“沈福”当为“沈成福”之误。
有时则还可据以纠正《全唐文》中部分作品的错讹，如卷三五二“樊衡”小传，“考补”指出樊衡之《河西破蕃贼露布》当是代崔希逸而作，所以文题应改为《代崔希逸河西破蕃贼露布》。
“附考”部分，则是与小传正文内容无直接关系，但于相关的文献进行纠谬、订正或提出疑问，如卷三六一“李蒙”小传，“附考”则根据《旧唐书·肃宗纪》和颜真卿《元结墓志铭》的记载，纠正了吕道生《定名录》和徐松《登科记考》中记载“李蒙卒于开元五年”之误。“附考”部分不仅可以深化我们对传主的认识，而且其对相关文献的纠谬也为我们提供了诸多方面的参考。
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全唐文》《小传辨证》作为一部宏大的学术专著（凡五十四万字），其考辨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以丰富广博的材料为基石。
《小传辨证》涉及作者七百三十二人，进行考辨时，首先要面对的一项挑战，就是要尽可能地搜集与作者小传相关的一切资料，这是进行精细考辨的基础。
王辉斌先生谈及写作此书时说：“一边读《全唐文》，一边读《全唐文》小传的同时，便因此而读了数以百计的‘《全唐文》外篇’，即与小传内容相关涉的各种各类史籍、碑铭、行状、野史、佛典、道藏、别集、总集等，虽然，这些文献并非都是通读一过，但为我所引录者，却皆为精读与细读之所致，有时对其释然者，则是重读多遍之所获。”
纵览《小传辨证》，就会发现这部宏大的著作，引用资料的数量之多、种类之广令人惊叹，其竭泽而渔式的资料搜集，展现出了坚实厚重的材料功夫。举例来看：
卷一四七“褚亮”小传，在辨证褚亮籍贯和卒年时，引用了《旧唐书》、《新唐书》、《唐诗纪事》、《金石萃编》、《金石录》、《礼记·三年问第三十八》、《全唐文》等七种书目，其中还不包括《金石录》中引用的《元和姓纂》。
在这些书目中有正史、有碑铭、还有总集，同时在引用两《唐书》时，不仅参考两《唐书》褚亮本传，而且还引用《表》、《纪》中的相关记载，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二下》、《新唐书·太宗纪》等，这就需要作者对于两《唐书》之内容非常熟悉，使用时才能够得心应手。
山西教育出版社版《全唐文》再如卷二六七“徐峤”小传，对徐峤之姓名、职官进行考证，其中所参考的文献资料有《旧唐书》、《新唐书》、《全唐文》、岑仲勉《读全唐文札记》、赵明诚《金石录》、王昶《金石萃编》、陈思《宝刻丛编》、陈耆卿《嘉泰吴兴志》、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赞宁《宋高僧传》等十种书目，此外还提到一篇李华的《润州鹤林寺故径山大师碑铭》。由以上所举资料不难看出，《小传辨证》引证之富赡与作者涉猎之广博。
经对书末所附《本书引用书目》的统计，《小传辨证》引用先唐书目六种、唐五代书目五十七种、宋元书目七十六种、明清书目四十四种、近现代书目三十七种，共计二百二十种，其中还不包括书中所提到的一些单篇论文。
在这二百二十种书目中，总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古代文献，一类为近现代学界研究成果。就前者而言，又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七类：
（一）史志典籍、类书等。如《魏书》、《梁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资治通鉴》、《南唐书》、《唐六典》、《唐会要》、《元和郡县图志》、《元和姓纂》、《册府元龟》、《玉海》、《太平御览》、《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太平广记》、《嘉泰会稽志》、《嘉泰吴兴志》、《吴郡志》等。
《全唐文新编》（二）诗文总集和别集。总集如《文选》、《唐人选唐诗》、《文苑英华》、《全唐诗》、《全唐文》等。别集如《杨炯集》、《宗玄集》、《刘长卿集》、《王右丞集笺注》、《杜诗镜铨》、《李太白全集》、《权德舆文集》、《柳宗元集》、《颜鲁公文集》、《毗陵集》、《皇甫持正文集》、《白居易集》、《沈下贤集》、《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黄御史集》等。
（三）金石文献。如《金石录》、《宝刻丛编》、《宝刻类编》、《集古录》、《金石例》、《金石萃编》、《金石续编》、《金石文字记》、《八琼室金石补正》、《潜研堂金石跋尾》等。
（四）诗话、笔记、杂史、传记。如《大唐新语》、《刘宾客嘉话录》、《云溪友议》、《定命录》、《本事诗》、《明皇杂录》、《云仙杂记》、《因话录》、《梦溪笔谈》、《侯鲭录》、《唐才子传》、《唐音癸签》等。
（五）书画乐文献。如《历代名画记》、《教坊记》、《乐府杂录》、《宣和书谱》、《宣和画谱》、《益州名画录》、《书史会要》等。
（六）目录文献。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崇文总目》等。
（七）释道文献。如《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圆觉经大疏钞》、《弘赞法华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五灯会元》、《景德传灯录》、《历代编释氏通鉴》、《六学僧传》、《佛祖历代通载》、《玄品录》、《历代真仙体道通鉴》等。
文海出版社版《钦定全唐文》《小传辨证》不仅引用广博，而且在古代文献方面，还多择善本而为，如其既引《四库全书》本《唐会要》、又引中华书局影印本《唐会要》者，即为其例。
关于近现代学术研究成果，《小传辨证》引用的种类和数量也很丰富，如罗振玉辑《墓志征存目录》、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和《唐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金文明《金石录校证》，以及作者自己的《唐人生卒年录》、《唐代诗人探赜》等等，数量众多。
建立在上述丰富广博的材料基础上，本书所有的辨证、纠谬、订正等，皆从材料出发，坚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小传辨证》中“按”、“辨证”、“附考”等部分，基本上都尽可能引录原文，考辨的结论可以从所引材料中寻得依据。如上述提及的褚亮小传、徐峤小传等的考辨结论，即都是从其所引的丰富资料中得出的，因原文较长，不再引录。
“考补”中的文字，有时引录原文，有时则直接注明出处，如卷三六五“敬骞”小传中的“考补”为：
《全唐文补编》考补：大历二年进士及第。监察御史，贬高州电白尉，荆南节度判官，建州刺史。
敬骞大历二年进士及第，见徐松《登科记考》卷八；以监察御史衔贬高州电白尉，见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六一九；官荆南节度判官，见陈思《宝刻丛编》引《集古录目·神女庙诗》；刺牧建州，见林宝《元和姓纂》卷九“河东敬氏”、《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五上》。
《小传辨证》对“考补”中的每一项内容，都一一注明其来源，正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鲜明体现。
二、以对比合勘，细心辨识为主要的“辨证”方法。
《小传辨证》主要采用的是“对比合勘，细心辨识”的方法，以进行全书之精细考辨，即对每一篇作者小传的或考或辨，都是将同书中的不同篇章或不同书中与小传作者有关的内容进行比对合勘，以纠正小传之谬，有时还在对比中发现并纠正所引文献之误载。举例来看：
卷一八六“孔志约”小传云：“志约，高宗朝官太常博士礼部郎中。”在正史无传的情况下，《小传辨证》综合了《旧唐书·李义府传》、《旧唐书·礼仪志一》、《新唐书·艺文志三》、《旧唐书·礼仪志二》四种材料中的相关记载进行合勘比对。
《全唐文补遗》《旧唐书·李义府传》载云：“……太常博士萧楚材、孔志约以皇室凶礼为预备凶事。”小传所言，即本此。《旧唐书·礼仪志一》亦载此事，但孔志约所任官职为“符玺郎”，《新唐书·艺文志三》中言《图经》之作者为“礼部郎中兼太子洗马、弘文馆大学士孔志约……等撰”，《旧唐书·礼仪志二》载“永徽二年七月二日……内直丞孔志约据《大载礼》……为九室”，通过对比发现问题，再互相参证进行合勘，得出孔志约在高宗朝永徽二年至显庆四年间根本不曾任太常博士之结论。
再如上文提到的卷一四七“褚亮”小传，两《唐书》本传以及《唐诗纪事》所载略同，认为其为杭州钱塘人。但《金石萃编》卷四十八《褚亮碑》则云：“□南阳翟人也。”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二下》云：“褚氏出自子姓。……元、成间有褚先生少孙，裔孙重，始居河南阳翟。”《新唐书·褚遂良传》载：“……咸通九年，诏访其后护丧归葬阳翟云。”将这三者合勘，首先可以得出《褚亮碑》中所阙之字为“河”。
《全隋文先唐文》又《金石录》卷二十五《唐褚亮碑》跋尾指出褚亮并非杭州钱塘人，且《碑》亦云：“晋南迁，家于丹阳。”将这几种材料进行综合比对，可知河南阳翟为郡望，而非籍贯。同时小传之“杭州钱塘人”未必正确，因为也有可能是丹阳人。
关于褚亮的卒年，《褚亮碑》和两《唐书·褚亮传》均未载。王昶于《金石萃编·褚亮碑》的跋语中，根据《旧唐书·褚遂良传》和《新唐书·太宗纪》的相关记载，指出褚亮卒年为贞元二十一年，但是综合这两种文献，则褚遂良丁忧时间不到五月，于是《小传辨证》又引用《礼记·三年问第三十八》、《全唐文》卷一七五张柬之《驳王元感丧服论》一文，以证明这一时期的居丧期为二十七月，那么褚亮之卒年应非贞元二十一年，小传云褚亮“卒年八十八”者，当误。
《小传辨证》引证广博，于对比合勘中细心辨识的这一特点，除了前所举例子外，其考证之精审，还在文中的细微处多有体现，正因此，人们在《小传辨证》中经常看到“欠精审”、“有欠精审”等字样。而这也是本书对于作者小传原文中一些不充分或模糊的记载皆作进一步之考证，使作者小传的内容更为精准的原因之所在。
《全唐文篇名目录及作者索引》如卷三五六“王邕”小传，《小传辨证》考证钱起和王邕同时进士及第，而傅璇琮先生《唐代诗人丛考·钱起考》考证钱起为天宝九年进士，则王邕亦然。而小传说王邕“天宝间进士”者，显然是不确切的，因此应加以改正。
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卷三九九“尹畅”小传、卷四○三“张萱”小传等，即皆属如此，不一一列举。
又如卷三七三“苏源明”小传，原文仅云：“天宝中进士”，《小传辨证》则考证出其除了第进士外，还曾登“射策乙科”。卷四三四“萧定”小传原文云：“历袁州润州刺史”，《小传辨证》则将两《唐书·萧定传》合勘，指出萧定曾任职六州刺史，小传则省略了“信、湖、宋、睦”四州刺史，应据补。卷五二四“穆质”小传原文仅云：“举贤良方正”，《小传辨证》则根据《旧唐书·穆质传》、柳宗元《祭穆质给事文》，指出萧定于贞元元年，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而“擢第三等”，进一步细化了原小传的内容。
又小传原文仅云“出为开州刺史”，《小传辨证》根据柳文，增补其时间当为“元和五年或其后”，这些皆可补小传之阙。
《全唐文篇目分类索引》综上所述，《小传辨证》建立在丰富的材料基础之上，考证精审，不仅为使用《全唐文》作者小传者提供了一份可靠而翔实的资料，同时其在考辨过程中对所涉及的诸多文献进行纠谬，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此书当为研究唐代文人者案头所必备之书。
此外，本书撰写中所体现出的广博之涉猎、勤奋刻苦之精神、读书和研撰相结合的方式等，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但该书也有一些小的遗憾。如《全唐文》卷二七八“刘秀”传，据王昶《金石萃编》卷六十九《凉州卫大云寺古刹功德碑》开首第一行“前倾修文阁学士刘秀撰”考订《全唐文》小传有误，似不太准确。
《全唐文補遗总目索引》原因是，初盛唐无“修文阁学士”，唐中宗神龙二年（）四月，复置。景云二年（）三月，又改为昭文馆。两《唐书·中宗纪》、《唐六典》卷八、《通典》卷二一、《唐会要》卷六四等，多有记载。且王昶以“阁”称“馆”，亦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