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司马迁“太史公”的官职其实是从其父司马谈那里继承而来的。司马谈学识渊博，曾广泛学习天文、历法、哲学等方面的知识，后来又着手编撰通史，可惜因病去世未能如愿。司马谈去世后，司马迁继承其事业，并以司马谈多年来收集的大量史料为基础编撰出了《史记》。其实，像司马迁这样子承父业的史学家在我国历史上还有许多，如东汉的班固、隋唐的姚思廉、李百药等。
上文提到，司马迁是在父亲司马谈去世后才接替他出任太史令，并完成《史记》的。在此之前，司马迁曾跟随孔子后裔孔安国、儒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并对董仲舒提出的天人合一等理念大为赞同。关于这点，从《史记》中的许多记载和叙述角度、立场都可以窥见儒家思想对于司马迁的影响。
二十岁起，司马迁开始为了日后编撰史书四处云游探访，他曾前往南方考察大禹治水的遗迹，也曾前往齐鲁大地追寻孔子的遗风。为了详实地描绘秦朝末年的场面，他还亲赴当年的古战场，访问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司马谈去世后，司马迁开始编撰父亲构想中的通史，其间虽经历为李陵辩护而惨遭宫刑的巨大挫折，但反而激励他最终完成了《史记》这部史学界不朽的传奇。
到了东汉，史学家班彪潜心研究司马迁的《史记》，并为之写下六十余篇《后传》作为补充。班彪去世后，他年仅二十三岁的儿子班固自觉地继承了父亲续写《史记》的未竟之志，并将这部记录自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到王莽篡汉并最终败亡总计二百三十年间历史的著作命名为《汉书》。
可惜的是，由于受到大将军窦宪的牵连，永元四年（92）班固被捕入狱，并于同年身死狱中。虽说《汉书》早在建初年间就已大致完成，但尚缺“表”与天文志的部分。因此，班固死后，其妹班昭及弟子马续将《汉书》补写完成，继《史记》之后我国又一部极具价值的重要史书这才总算大功告成。
班固的《汉书》开启了史书以王朝国号命名的传统，隋唐时期的史学家李百药便是依此编撰了记录北齐历史的《北齐书》。北齐天保年间，镇远将军李敬族之子李德林参与了国史的编撰工作，隋朝建立后，他被任命为内史令，奉诏继续编写《齐史》，可惜还没完成便于开皇十二年（）去世。
李德林死后，其子李百药并没有立刻接替他继续编撰史书，而是作为礼部员外郎参与了礼仪、律令的制订工作。直到唐贞观年间，李百药被唐太宗李世民封为礼部侍郎，随后才开始编撰记录北齐历史的《北齐书》。虽名为《北齐书》，但李百药实际上记录了从东魏权臣高欢为北齐奠基一直到北齐覆灭之间大约五十年的历史。编撰过程中，李百药除了以父亲李德林未完成的遗稿为基础外，也参考了王劭的《齐志》。
和李百药大致处于同时的还有姚思廉，他的父亲姚察曾在南朝陈官至中书侍郎，并奉诏编撰南朝梁的历史。南朝陈被灭后，姚察被隋文帝杨坚封为秘书丞，并开始修撰南朝梁、南朝陈两代的历史。在父亲的影响下，姚思廉自幼喜好史学，并被还是秦王的李世民召入府中，位列“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
贞观初年，李百药奉诏编撰《北齐书》，姚思廉则是奉诏子承父业编撰《梁书》与《陈书》。贞观十年（），李百药的《北齐书》、姚思廉的《梁书》、《陈书》、魏征主编的《隋书》、令狐德棻主编的《周书》一同被呈献给唐太宗李世民，这标志着唐朝对于此前南北朝的历史拥有了绝对的话语权。
数部史书当中，由魏征主编的《隋书》无疑最为重要，而参与《隋书》编撰工作的李延寿同样是位子承父业的史学家。李延寿之父李大师曾仿照东汉时期的《吴越春秋》编撰南北朝史书，但尚未完成便于贞观二年（）去世。李大师死后，李延寿继承其遗志开始了《南史》与《北史》的编撰工作，而当他完成这两部共计一百八十卷的巨著时，已是唐高宗显庆四年（）了。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子承父业的史学家并不在少数，其中最知名者无疑是太史公司马迁。到了唐朝初年，李百药、姚思廉、李延寿三位著名史学家都是继承各自父亲的遗志编撰史书，这或许体现出了当时修史格外受家族传承的影响。唐初之后，官修史书更加规模化、专业化，往往如《隋书》一般召集大量学者共同完成，子承父业修史也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