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陈列宋辽夏金打不

西夏文“首领”青铜印与青铜腰牌

史官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与记录者，主要分为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其中起居注史官记录每天皇帝的言行以及国家大事，编纂为实录，按照规制皇帝不能阅读自己的实录，然而在实际操作上就大打折扣了。就禁止君主查看实录这点来说，李氏朝鲜堪称典范。史馆史官负责将前朝实录汇集编制成为正史，编撰前朝史籍是历朝历代建国初期的重点工程。

作为官方正史的二十四史，按照朝代顺序分别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如果算上民国时期完成的《新元史》与《清史稿》，则称为二十六史，《资治通鉴》不在此列。

西汉司马迁著《史记》，上启三皇五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年），记述共三千余年历史。东汉班固历时二十余年得《汉书》，从刘邦创立西汉到新莽灭亡。刘宋范晔编撰《后汉书》，记载东汉往事。西晋陈寿修编《三国志》，是为魏、汉、吴纪传体断代史。唐房玄龄著《晋书》、萧梁沈约编制《宋书》、萧梁萧子显撰写《南齐书》、唐姚察修编《梁书》、唐姚思廉编撰《陈书》、北齐魏收著《魏书》、唐李百药撰写《北齐书》、唐令狐德棻主编《周书》、唐李延寿编撰《北史》与《南史》，记述了两晋南北朝中华文明数百年的心酸历程。唐魏征主编《隋书》，以为典籍借鉴。后晋刘昫编撰《旧唐书》多有谬误，北宋欧阳修撰写《新唐书》。北宋薛居正著《旧五代史》，欧阳修编撰《新五代史》增补详实。元脱脱主编《宋史》、《辽史》、《金史》，记述两宋风云与塞北三朝。明宋濂编修《元史》、清张廷玉主编《明史》、民国柯劭忞撰写《新元史》、民国赵尔巽著《清史稿》，记载帝制最后的辉煌与没落。

西夏作为与两宋、辽、金并存的地方政权，享国近二百年，落得个没有编史资格的下场，其历史仅在《宋史》、《辽史》、《金史》里代为记述，令人唏嘘。年，由科兹洛夫带领的俄国探险队以科考的名义穿越戈壁来到黑水城（现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寻找宝藏，随后开始大规模破坏性挖掘。科兹洛夫带着挖掘出的书籍、画卷、塑像回到圣彼得堡，俄国学者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方才整理出这些书籍文献的目录，这些文献正是西夏帝国的遗物，是研究西夏历史的第一手资料，然而现今想要研究西夏却要到圣彼得堡去。

党项是羌族分支，居住在祁连山南麓的柴达木盆地，公元8世纪晚期，党项受到吐蕃的压迫，在唐帝国的准许下移居夏州（现今陕西西部），夏州戈壁贫瘠的土地没有耕种农作物的可能，党项过着游牧与狩猎采集杂合的生活。作为居住夏州的条件，党项为没落的唐帝国提供军事援助。党项首领自称是鲜卑拓跋氏的后裔，有北魏皇族血统，更大的可能性是在往自己脸上贴金。公元年，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平定黄巢起义有功，唐僖宗李儇赐予拓跋思恭姓氏李，改姓名为李思恭，封夏国公，任职定难军节度使，镇守夏州。

北宋建立后，宋太祖赵匡胤联合党项抵御日益强盛的辽国，在党项首领李彝殷去世后，赵匡胤追封其为夏王。公元年，党项首领、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决定归顺北宋，并把辖区内的4个州献给北宋，同年李继捧到东京开封府朝觐，成为北宋朝臣。李继捧的堂弟李继迁发动叛乱，不但占领党项故地，还夺取了灵州（现今宁夏灵武），李继迁依附辽国，辽国封李继迁为夏王。公元年，李继迁在与吐蕃的战争中重伤而死，西夏建立后，追加庙号太祖，谥号神武皇帝。

夏太祖死后儿子李德明继位，同时向辽国与北宋表示臣服，北宋任命李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李德明向西北扩张，驱逐吐蕃、回鹘，占据甘州（现今甘肃张掖）、瓜州（现今甘肃酒泉）、沙州（现今甘肃敦煌），定都兴庆府（现今宁夏银川），公元年，辽国侵略西夏，李德明击败辽军。公元年，李德明去世，西夏建立后，追加庙号太宗，谥号光圣皇帝。

夏太宗死后儿子李元昊继位，李元昊仿照汉字创制西夏文字，统治着超过万的人口，以及七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然而土地大多贫瘠。公元年，李元昊下令国内所有男人在三天之内剃掉头顶的头发，只允许在两侧留头发，否则便会被处死。公元年，李元昊正式称帝，立国号夏，史称西夏。同年，北宋关闭了宋夏边境上的贸易，企图困死西夏。公元年，西夏与北宋之间的战争正式爆发，西夏10万大军围攻延州（现今陕西延安），双方交战于三川口，北宋战败，西夏劫掠一番后撤军。

北宋将延州知州范雍撤职，任命范仲淹镇守延州、韩琦主持军事。范仲淹虽然不懂得军事，但是熟悉宣传的技巧，到职一个月便宣称“小范老子（范仲淹）胸中有数万甲兵，不似大范老子（范雍）可欺。”第二年，西夏围攻渭州（现今甘肃平凉），韩琦率军战于好水川，宋军再败。公元年，李元昊发动定川寨之战，宋军又败。李元昊三战皆胜，然而西夏人口少，经不起战争损失，宋夏边境贸易关闭，西夏失去了生活物资来源，劫掠不足以维持国民生计，公元年，宋夏达成和议，西夏向北宋称臣，北宋每年赐给西夏岁币。

宋夏和议招来了辽国的嫉恨，同年，辽兴宗耶律宗真亲征讨伐西夏，李元昊在贺兰山迎击战败，于是撤军诱敌深入，辽军补给困难士气低落，李元昊趁机劫营击败辽军，随后李元昊向辽国请和。李元昊好色，夺取太子李宁令哥的妻子没藏皆山，并立为皇后。公元年，李宁令哥发动叛乱，提剑闯入皇宫击杀李元昊，李元昊躲闪不及被割掉了鼻子，这时卫兵集聚，李宁令哥逃走后被擒杀，李元昊因伤重去世，庙号景宗，谥号武烈皇帝。

夏景宗死后儿子李谅祚继位，李谅祚继位时刚满一岁，朝政由舅舅没藏讹庞掌控。第二年，辽兴宗耶律宗真再次亲征讨伐西夏，围攻兴庆府，劫掠一番后撤军。公元年，李谅祚诛杀权臣没藏讹庞。李谅祚倾心汉化，废除了一些党项习俗。公元年，李谅祚为逼迫北宋重开边境贸易，连续三年对北宋发动战争。公元年，李谅祚去世，庙号毅宗，谥号昭英皇帝。夏毅宗死后儿子李秉常继位，朝政由舅舅梁乙埋掌握，梁乙埋死后儿子梁乙逋继续掌权。宋夏之间的战争断断续续，公元年，梁乙埋幽禁李秉常，北宋趁西夏内乱，发兵50万分五路讨伐西夏，宋军先胜后败，西夏为复仇反攻北宋，宋夏再次议和。

公元年，李秉常在抑郁中去世，庙号惠宗，谥号康靖皇帝。夏惠宗死后儿子李乾顺继位，朝政继续由梁氏家族把持，宋夏之间征战不绝。这时，掌权数十年的梁氏发生了狗咬狗的事件，太后梁氏为了与兄长梁乙逋争权，不惜亲自领兵发动对北宋的战争。公元年，辽道宗耶律洪基派遣刺客毒杀西夏太后梁氏，使李乾顺得以亲政，宋夏议和。宋徽宗赵佶继位后对西夏用兵，战端再起，直到公元年再次议和。随后的几年里，新兴的金国先后灭亡辽国与北宋，西夏趁机向辽、宋边境扩张，拓地千里。公元年，李乾顺去世，庙号崇宗，谥号圣文皇帝。

夏崇宗死后儿子李仁孝继位，施行汉化，举办科举考试，臣服于金国。公元年，李仁孝去世，庙号仁宗，谥号圣德皇帝。夏仁宗死后儿子李纯佑继位，改兴庆府为中兴府，崛起的蒙古开始劫掠西夏。公元年，李纯佑的堂弟李安全叛乱，囚禁并弑杀李纯佑，庙号桓宗，谥号昭简皇帝。公元年，蒙古第三次劫掠西夏，围攻中兴府，李安全以贡献金帛子女乞和，蒙古退军。李安全想着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蒙古失去的要从金国找回来，于是挑起夏金战争，持续13年斗得两败俱伤，蒙古坐收渔翁之利。公元年，西夏宗室李彦宗起兵反叛，囚禁并弑杀李安全，庙号襄宗，谥号敬穆皇帝。李彦宗拥立儿子李遵顼继位，配合蒙古攻打金国。蒙古西征中亚花剌子模，命令西夏出兵随征，西夏国内因为连年征战已经千疮百孔，拒绝了蒙古的征召，蒙古围攻中兴府，劫掠后退军。

公元年，李遵顼禅位于儿子李德旺，自称太上皇。李德旺意识到蒙古不可靠，于是与金国议和，决定联金抗蒙，晚了，一切都晚了。蒙古不断入侵劫掠西夏，公元年，西征归来的孛儿只斤·铁木真亲征讨伐西夏，一路势如破竹，拔地屠城。同年，李遵顼去世，庙号神宗，谥号英文皇帝，两个月后，李德旺抑郁而终，庙号献宗，谥号孝哀皇帝。夏献宗死后侄子李睍继位，第二年，蒙古包围中兴府，李睍乞降，铁木真在军中染病去世，蒙古担心西夏得知消息继续抵抗，决定秘不发丧，在李睍投降时将其杀害，西夏灭亡，以李元昊称帝计算享国年。西夏和北宋、辽、金都发动过战争，在夹缝中存国近二百年，人送外号：打不死的小强。蒙古进入中兴府屠城，西夏的建筑、典籍遭到毁灭。人生五十年，如梦亦如幻，但得一生者，岂有不灭者乎！

西夏占据河西走廊，控制着路上丝绸之路的锁钥，宋夏连年战争，边境贸易长期关闭，严重影响了路上丝绸之路的商贸，好在造船技术与指南针的推广，海上丝绸之路弥补了路上丝绸之路的不足。中华文明从来没有自外于世界，欧亚大陆根本没有阻隔文明交流的屏障，从人类走出非洲，每年以4~5公里的速度扩散，到进入新石器时代乃至青铜器时代，交流的速度提高到了每年一百公里。

最早出现在地中海东岸的青铜冶炼技术，有如星火燎原之势蔓延到西欧、北非、西亚、中亚，大约年前到达西域，距今年前在河西走廊，进而传播到中华文明核心区，与数千年来模子陶器的传统相结合，形成了屹立于世界、别具一格的青铜文化。中华文明既不是纯粹的土生土长，也不是完全的外来，在文化交流中孕育而生，同时向周围辐射影响着其他文明。纯粹没有杂质的民族文明，是非洲，是美洲，直到地理大发现仍然处于蒙昧的状态。基于各民族、国家之间千百年来交流的事实，国际考古学已经由区域史向全球史的方向转换，前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先生说：“中国考古学正面临着巨大的转型期，一个是从文化史转向社会考古学，再一个就是从民族主义考古学转向世界的考古学。”盲目自信与过度自卑，一样可怕，都要不得。

中华文明最早的文字出现在商王朝中晚期的殷墟遗址，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单个刻画符号并不能作为文字，因为只要不是复数的文书，就无法表现内容甚至思想，然而二里头遗址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二里头遗址的意义不在于是否能够证明夏王朝的存在，急于印证历史记载和传说的做法有着方法论上的危险，后世记载本身的可能性存疑，那些记述夏王朝的文献本就是后世写就的，急于把后世的记载与考古对号入座是循环理论，在学术上是不够严谨的，就目前的考古发掘来看，并不能证明夏王朝存在，同样也不能证明夏王朝不存在。

约年前，黄河、长江中下游、辽河等地区出现了文明的萌芽，距今5年前，良渚、龙山、仰韶等星罗棋布的文化形成，这些文化在互相影响又相对独立的状态下发展。最迟至年前，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文明形态，而二里头遗址是这一时期的代表。这是中华文明从多元向一体化过度的节点，是华夏民族形成的肇始，这便是二里头遗址的意义。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推测，这一切的源头在于青铜冶炼技术的传入，青铜成为关系到国家命脉的重器后，向外扩张寻找矿料成为统治者的动力，进而形成一个网络，超越了自然地理单元的广域，王权国家开始出现。以商王朝文明的程度，在其之前存在另一个王朝是有可能的，至于这个王朝是否叫做夏，是否定都于二里头，就需要日后进一步考古印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