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的观念渊源于夏商周三代。“孝”字最早见于商甲骨卜辞。《尚书周书酒浩》说：“其黍艺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西周时期孝道的主要内容是对去世父母以及先祖的祭祀、守孝、对父母的奉养、精神上的安慰、服从父母和继承父母之志。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结构发生了变化，个体经济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个体家庭的出现。子女由父母抚养成长，而父母年老之后的赡养是子女不可推卸的责任。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传统文化理论大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诸子之书几乎都对孝有所论述。《老子道德经十八章》“六亲不和，有孝慈”。墨家提出“故君子莫若欲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当若兼志不可不行也。此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大利也。“而这其中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莫过于儒家的孝道思想。
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是在周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因此对西周传统的思想和制度极为赞赏与拥护。孔子在继承西周的孝道观念基础上，赋予孝道新的内容。孔子根据社会阶层的不同提出了五等之孝。即天子行孝能够“刑于四海”；诸侯行孝能够“保富贵，保其社稷”；卿大夫行孝则能“守其宗庙”；士行孝则能“保其禄位，守其祭祀”；庶人行孝则要“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孔子对普通老百姓提出了具体的行孝要求和标准。这意在强调子女对父母赡养是一种责任和义务，是个人必须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孔子提出孝的内涵也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赡养，还包括精神层面的尊敬。《论语为政》载“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正因为敬亲为重，所以孔子要求为人子要做到父母有事主动“服其劳”，“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敬是孝道的精神本质。周代之孝不过表现为祖先宗主的敬，而孔子之孝主要要求敬父母。可以说到孔子时“善事父母”这一作为纯粹伦理规范意义的孝已经凸现出来。孝实现了从宗教到道德，从宗族道德向家庭道德的转化。孔子提倡把行孝与守礼结合在一起，认为子女对父母要做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孔子提出子女要为父母守孝三年的丧制。
在孔子以后的儒学发展中，曾子可以说是儒家孝理论的集大成者。孝在孔子那里仅是一种子女对父母的敬爱的伦理意识。而曾子则将孝发展成为一种抽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准则，使其成为道德的总和，成为天经地义永恒的法则。《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则从各个方面论证了“夫孝，天下之大经也”这个概念。而后孟子、荀子对儒家孝道观也有所继承与发展。孔子强调孝道的重要，但孝道在孔子这仍只属于父子这一人伦中的规范。到孟子时他把这一规范的价值予以扩大，建立了亲亲的原则。荀子虽不以传孝道而著名，但其论孝言论中的君重于父的观点却影响深远。荀子提到“父能生之，不能养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诲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诲者之也。”这一君主重于父母的思想为后世统治者所推崇，成为封建孝道观的重要内容。
汉代在中国历史上以“孝治天下”而著名，也可以说汉代是中国历史上重视“孝”的朝代之一。据《汉书》与《后汉书》帝王纪中记载，自西汉惠帝至东汉顺帝，全国性对孝悌褒奖、赐爵达次。
诸如《汉书宣帝纪》宣帝甘露三年诏曰：“乃者凤皇集新蔡，群鸟四面行歹，皆乡风呈立，以万数。其赐汝南太守帛百匹，新蔡长吏、三老、孝弟力田、鳏寡孤独各有差。”
《汉书元帝纪》元帝初元元年夏四月诏曰：“赐宗室有属籍者马一匹至二駟，三老、孝者帛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鳏寡孤独二匹。”
汉代以“孝”作为自己治国安民的主要伦理基础。孝的思想渗透到汉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汉代非常重视养老活动，社会性的养老活动时常出现。诸如汉高祖西入关中时，就“存问父老，置酒”。
《汉书文帝纪》说：“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有司请令县道，年八十以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
汉代建立了以孝为核心的社会政治秩序。特别是汉武帝时期罢馳百家，确立了儒学独尊地位。孝道思想得到极大地发展。汉代以孝治天下”的精神渗透其统治政策中。提倡孝道，褒奖孝悌是汉代以“孝治天下”最明显的标志。《汉书文帝纪》记载文帝曾下诏“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
此外汉代还确立了“举孝廉”制度。《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冬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元朔元年冬一月，武帝诏曰：“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有司奏议曰：“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
自此以后，以孝”为本，就成为选拔官员的标准，对汉王朝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宋代徐天麟说，汉代“得人之盛，则莫如孝廉，斯为后世所不能及”。
汉代统治者不仅在全社会大力宣扬孝道，而且孝道也成为汉代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孝的教化方面，首先确立了《孝经》的经学地位。《孝经》是统治者的必读之书，是教授培养太子的基本教材。孝的思想也是学校讲授的重要内容，是学生的必修课。“故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汉书平帝纪》记载平帝元始三年，安汉公奏立学官“序、痒置孝经师一人”。除此之外，汉代对不孝的惩罚也十分严厉，规定对不孝要“斩首棄之”。在汉代法律上，掩盖父母的过错在原则上可以得到保护。汉宣帝地节四年诏：“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此外对于为父母报仇而杀人者，也常常可以得到政府的宽宥。“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杀之，肃宗贳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后因此为比。”
汉代皇帝还身体力行推行孝道，汉朝一代除汉高祖刘邦和刘秀之外，所有皇帝的谥号都是用孝来命名。以孝作溢号是为了更好的继承其统治衣钵，维护其政治统治的延续。颜师古说：“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汉家之溢，自惠帝已下皆称孝也。”
汉代推行“广孝治”的政策，统治阶级重视孝道在教化民众治理国家方面的作用。正是因为统治阶级的大力倡孝，汉代的孝道从传统家庭人伦思想上升到社—会政治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政权更迭频繁。在思想文化领域表现为玄学、佛教、道教的兴起与经学的衰微。儒学独尊的地位受到佛道之教兴盛的冲击，但是仍被统治阶级视为华夏正统文化的代表。孝作为民族文化的基本传统，自有其深厚的民众社会基础。加之汉代采取多种措施大力推广，其影响是不会在短时期内消亡的。
基于魏晋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基本国策仍是“以孝治天下”。孝道还是受到社会、官方、民间的崇尚。泰始四年六月丙申，晋武帝有诏：“士庶有好学骂道，孝悌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王朝都将《孝经》立于学官，并且有皇帝亲自为其作注。如晋元帝有《孝经传》、晋孝武帝有《总明馆孝经讲义》、梁武帝有《孝经义疏》等。另外皇帝还亲自讲孝经。诸如，《晋书穆帝纪》：永和十二年“二月辛丑，帝讲孝经…升平元年三月，帝讲孝经。”《晋书孝武帝纪》：宁康三年“九月，帝讲孝经”。此外还有皇太子学习讲孝经。这个时期的孝文化是一个很重视以《孝经》研习为核心的孝道传播与宣扬。
为了弘扬孝道，统治阶层对孝行卓著的孝子进行褒奖、倡导。史载：
“郭世通，会稽永兴人也。年十四丧父，居丧殆不胜哀。家贫，佣力以养继母。元嘉四年，大使巡行天下，散骑常侍袁愉表其淳行，文帝嘉之，敕榜表门闾，顯其税调，改所居独枫里为孝行焉。太守孟靓察孝廉，不就。
“纽因字孝政，河东安邑人也。性至孝。周武成中，父母丧，庐于墓侧，负土成坟。庐前生麻一株，高丈许，围之合拱，枝叶郁茂，冬夏恒青。有鸟栖上，因举声哭，鸟即悲鸣。时人异之。周武帝表其闾，擢授甘棠令。隋开皇初卒。
此外，魏晋时期沿袭和完善了汉以来尊老、养老的“孝治”手段。《梁书武帝纪下》载梁武帝二年春正月辛巳下诏：“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县咸加收养，赡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又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华发不廣。若终年命，厚加料理。尤穷之家，勿收租赋。”
这个时期的史书上，开始出现“孝义”“孝友”“孝感”“孝行”等标目的类传，专门记述表彰以孝行名世的人物。因为孝，为亲报仇而杀人可以不受法律制裁。因为孝，违抗圣意可以不受追究。晋武帝司马炎灭蜀，征召亡国之臣出仕新朝，李密不愿赴仕，拜表以闻，称自己伶彳丁辛苦，唯与祖母相依为命，考虑到圣朝以孝治天下，故乞求奉养祖母以终天年，然后再赴朝廷效力，先尽孝而后尽忠。司马氏不以为忤，恩准并优礼有加。
隋代仅存年，但对孝道的重视与提倡方面也是不遗余力。隋文帝建国伊始，就接受纳言苏威的意见，“唯读孝经一卷，足可以立身治国”将孝经立于国学，颁行天下，要求官民诵读。
高祖曾下诏：“君子立身，虽云百行，唯诚与孝，最为其首”。最高统治者不仅从认识上提出这样的号召，并身体力行。史载：（高祖）“后征还，遇皇她寝疾三年，昼夜不离左右，代称纯孝”。
对于民间的孝行有突出者，隋政府不但亲自下诏给予表彰，而且还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史载：
“刘士儁，彭城人也。性至孝，丁母丧，绝而复苏者数矣。勺饮不入口者七曰，庐于墓侧，负土成坟，高祖受禅，表其门阁。”
此外隋朝社会的高龄老人给予一定的物质关怀，在制度上也给予一些礼遇。史载：“丙寅，（高祖宴父老，上极欢。”
对于老年退休官员，隋政府更是颁布诏令来确保他们的老有所养。冬十月癸亥，诏曰：“优德尚齿，载之典训，尊事乞言，义彰胶序。鬻熊为师，取非筋力，方叔元老，克壮其猷。朕永言稽古，用求至治，是以庞眉黄发，更令收叙，务简秩优，无亏药膳，庶等卧治，仁其弘益。今岁耆老赴集者，可于近郡处置。年七十以上，疾患沉滞，不堪居职，即给赐帛，送还本郡；其官至七品已上者，量给廪，以终厥身气”
隋朝将“不孝”纳入国家法律，并据此，对社会上的“不孝”行为进行不遗余力的打击。隋朝的孝治”与法治出现冲突时，一般以孝枉法，屈法循孝。对因孝犯法之人给予宽恕和减免。
唐王朝建立以来在政治上秉承“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②的立国原则。唐代统治者推行以孝化民，采取多种措施，推行“孝治”。主要有普及孝经。唐代举行一些重大礼仪活动时，往往讲论孝经。诸如：“贞观十四年（年）三月丁丑，太宗幸国子学，亲观释奠。祭酒孔颖达讲孝经”。唐代政府规定：“学校生员，皆令习孝经”。“孝经、论语兼习之。”唐玄宗曾亲自注释《孝经》，并下诏颁行天下：“玄宗自注孝经，诏行冲为疏，立于学官。唐玄宗在《孝经注序》中说：“圣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于是以顺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扬名之义彰矣。”
唐代旌表孝德孝行的事例非常多。李唐幵国，就有唐高祖首开有唐一代旌孝之风。武德年间颁布《旌表孝友诏》云：“民禀五常，仁义斯重；士有百行，孝敬为先。自古哲王，经邦致治，设教垂范，莫尚于兹。”对于孝悌之民“并旌表门阁，獨免课役，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新唐书孝友传》“林攒，泉州莆田人。贞元初，仕为福唐尉。母羸老，未及迎而病。攒闻，弃官还。……表其闾，蠲徭役，时号‘丨阈下林家’。”唐朝规定：“凡丁户皆有优复躍免之制。若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闻于乡闻者，州县申省奏闻，而表其门闾，同籍悉免课役。”
此外唐代在人才选拔方面，也非常重视选拔人员自身的孝德品行或孝悌实践行为。“《唐会要》卷《孝廉举》条载：“每州每岁察孝廉取在乡闾有孝悌廉耻之行荐焉委有司以礼待之，试其所通之学，五经以内，精通一经，兼能对策，达于治体者，并量行业授官。”唐一代以孝德孝行突出的步入仕途者也很多。诸如宋思礼“事继母徐为闻孝。补萧县主簿”。史载归崇敬“少勤学，以经业擢第。遭丧哀毁，以孝闻，调授四门助教”。
唐王朝在尊老养老方面有诸多措施。诸如唐太宗即位，大赦天下：“年八十以上，各赐米二石、绵帛五段。百年以上，各赐米四石、绵帛十段，加版授，以旌尚齿。”唐代不仅对老人不定期地赏赐物品，还给予一定的刑律优免。唐朝法律规定：“年七十以上，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清；九十以上，虽有死罪，不加刑。”唐代统治者为了推行孝道，制定了比较完备的法律条规，对各种不孝行为进行严厉的惩罚。《唐律疏议》中载道：“善事父母曰孝，既有违反，是名不孝。“不孝”被列入“十恶”中的第七条。《唐律疏议》中还对不孝行为进行了具体的量化定罪。大致如下：“诸詈父母、祖父母者，绞；殴者，斩”。“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绞。”“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徙三年。”“诸闻父母及夫之丧匿不举哀者，流二千里，父母之丧，法合二十七月、二十五月内是正丧，若释服求仕，即当不孝，合徙三年。”
唐代除武则天和哀帝外，其余皇帝都在谥号中加一“孝”字。唐代帝王对能否得到“孝”德的评价非常看重。可以说唐代统治者推行一系列的“孝治”措施，不仅形成了唐代民间行孝讲孝的氛围，更丰富了唐代孝文化自身的内容，也促进了中国古代孝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