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深知守成之不易，他曾对大臣们说：“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征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唐太宗深刻地体会到打天下不易，守天下更难，所以在即位后他不断地总结历代王朝成败兴衰的经验教训，兢兢业业地致力于守成。在唐太宗统治的二十三年间，他以史为鉴、居安思危，并在一定程度上力戒奢侈、惩贪倡廉，取得了很大成效，为后世史学家所称颂不已。唐太宗的统治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固然有许多方面的原因，而他的守成论必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昔日隋朝统治者“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结果“民不堪命，率土分崩。”唐太宗曾亲眼目睹隋亡的全过程，因而在即位后，常常感慨治国理政的不易。他曾对大臣们说天下刚刚安定，尤其需要谨慎小心，如若骄奢淫逸，必然致使天下丧败。如果仅仅因为天下安宁无事，便不留意为君之道，居安忘危、处置忘乱，那么帝业必然不会长久。贞观六年，唐太宗再度对臣下说：“朕所以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以自戒惧，用保其终。”他一再告诫大臣“炀帝骄暴而亡，公辈所亲见也，公辈常宜为朕思炀帝之亡”。鉴于此，太宗即位后十分强调以史为镜，居安思危。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最重视以史为镜的封建君主之一，正如他在《帝范序》中写到的：“所以披镜前踪，博采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尔。”唐太宗喜欢议史、读史，并从中总结致治的历史经验。唐太宗于理政之暇，或同大臣“共观经史”，或单独“披览忘倦，每达宵分”。唐太宗苦读史籍，希望从中借鉴到治理天下的经验。贞观初，他命虞世南、魏征等辑录《百代帝王所以兴衰者》节本。书成之后，唐太宗赞扬魏征等人：“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贞观十五年，他又对房玄龄说：“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又如唐太宗阅览三国历史，以诸葛亮的秉公赏罚为鉴说；“昔诸葛孔明，小国之相，犹曰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况我今理大国乎?”由此观之，魏征赞扬他：“览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机”，并非溢美之辞。由于唐太宗十分重视修史，所以贞观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修史盛况。贞观一代，唐太宗共下诏编修了六部正史，分别是《北齐书》、《周书》、《梁书》、《陈书》、《隋书》和《晋书》。五朝史书修成后，唐太宗还专门颁布诏令嘉奖作者，曰：“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魏征以总监之功，赏赐优厚，加光禄大夫，进郑国公，赐物二千段；李百药（编修《北齐书》）赐物四百段外，还擢散骑常侍，行太子左庶子；姚思廉（主持编纂《梁书》、《陈书》）“赐彩绢五百段，加通直散骑常侍”；令狐德棻（编修《周书》）赐绢四百匹。这是唐太宗对官修正史的鼓励。唐太宗不仅重视以往代历史的编纂，还十分重视当代历史的编写。他改变了以往当朝不修实录的做法，编撰了包括实录、国史、起居注等三种体裁的当代史。在唐太宗的君道观中，还包含着居安思危的思想。唐太宗常常与大臣们通过反省历史来思考当下，以常备不懈，防患于未然。贞观六年，唐太宗对臣下说：“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蔽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诌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於灭亡。”魏征回答到：“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理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贞观君臣发现，纵观历朝历代，都难以善始善终，只有居安思危、留心治道，方可保持国祚长久。贞观十五年，唐太宗问魏征：“守天下难易?”魏征对曰：“甚难”。唐太宗又问：“任贤能、受谏诤，即可，何谓为难?”魏征曰：“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由此看来，创业难，守业更难。要使一个政权能够绵延长久，就必须时时枕戈待旦、居安思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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