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朗碑》三國吳鳳凰元年（），立於湖南耒陽谷府君祠內。此碑書法古雅圓勁方整渾樸、自然生動，寓於諸多後來楷書元素，被視為隸蛻之痕跡，似是而非也。漢末書寫銘石、章程、行狎三體並重，孟德為相，嚴禁立碑厚葬，社會上銘石書逐漸邊緣化，而朝廷仍然有銘石高手備用。三國鼎立，魏承漢制，一如既往。黃初之《上尊號》、《受禪表》世稱銘石巨作，便是證明。吳、蜀獨立，然文藝人才難與魏朝廷相提並論，兼工銘石書者少。偶有立碑，書丹者只能勉強為之。大都避難就易，用公文字體章程書而為之，《谷朗碑》便是如此。後之學者慕其風格獨特而追習之，不失取法乎上選擇也。余藏有《谷朗碑》舊拓，校之明清善本，點畫略顯粗散，晚清之物也。然把玩感覺，與印刷品有天壤之別也。
金梁書並識之。
二、跋《谷朗碑》《谷朗碑》書法大受晚清人士看重，康有為稱其為“真書之鼻祖”、“由隸變楷，足考源流”。此論影響頗大，然失實臆斷也。鍾繇（-）之章程書尤在，此真楷之宗祖。《谷朗碑》晚元常去世四十餘年，怎有如此高之輩份？漢末有“三體”書，曹魏承漢之初，銘石書不減前代，《上尊號》、《受禪表》可證之。吳雖稱國，然地處江東如同大郡，受禁碑影響工銘石書者絕少，免為其難而書丹：不是特別強調追古銘石，極力裝飾造作以示重制；便是化繁為簡、避難就易，將公文字體用之碑，前者如《天發神讖碑》，後者則有《谷朗碑》等。此碑字體古雅自然，讀之有洗滌俗心之用耳。此上海書畫出版之明拓本，首頁為整碑縮影，後為原大冊頁，然前後非一物也。更特別者冊中將碑文首行二字“君”，與五行十字“君”互換。首行“君”字如顏體，應是後人補書，裝幀者嫌其在首頁影響美觀，便用同字互換之法。雖用心良苦，然改變了原貌，顧此失彼耳。
金梁書並識之。
三、題《平復帖》陸機為西晉著名文學家，亦善八法，王僧虔謂其“吳士書也”。《書品》定其位“中下”，《書後品》降為“下之上”，《書斷》則不選耳。陸氏之書唐時不見著錄，《宣和書譜》載宋內府藏其草書《平復帖》及行書《望想帖》。而王著刻《淳化閣帖》，收入其弟陸雲草書尺牘，陸機則無作品被選。究其原因，不重法度之名士書所致也。其行書《望想帖》罕見尊顏，草書《平復帖》則流傳下來，然直至新中國之文革期間，皆以文物價值而顯；改革開放後，書法逐漸繁榮，書家為了創新而大興逐怪涉奇，此帖書法亦倍受青睞，一度形成流行書風。當今科技發達，《平復帖》精印本漫天飛舞，余收藏數種。前時又得東瀛《書道》此帖專輯，其中有不同版本比較研究，又有書家荒金大琳之臨作，不時與案頭他作校勘觀賞，大可消日也。
於春城吉大味雪軒金梁書並記之。
四、跋朱拓《夏承碑》《夏承碑》為漢靈帝時所刻，宋元祐出土完好如初。據載，此碑明成化間尚在府治，嘉靖時不知下落，知府唐曜重刻於漳川書院。重刻雖改變形制，字體已散松呆滯，然影響後世。此功為多，而真偽則愈加撲朔迷離矣。至於傳世佳拓，皆推重譽為宋拓之真賞齋本。翁方綱跋之臨之補之，不厭其煩。然王壯弘氏則謂其亦明拓重刻者。一九九七年河北省博物館收得開封金石家武慕姚藏原石整張舊拓，生動自然、遒勁古雅，無疑真龍，證明王氏之論不虛耳。真賞齋本《夏承碑》有豐坊之跋曰：“今廣平有碑，乃永樂間俗人重寫，頓加肥濁。”是說此碑明初便有重刻，唐曜之前所失者亦非原石，真賞齋本之字形亦難免肥濁俗筆，當為明初重刻之一種乎？此河南美術影印朱拓唐曜重刻整拓者，精美之贗鼎耳，故附記數語於後，意在提醒莫忘此碑版本之真偽曲直也。
於春城之味雪軒南窗下，崇石道人高密張金梁並識之。
五、題《爨龍顏碑》東晉《爨寶子碑》五十三年後，南朝宋《爨龍顏碑》立，世稱“二爨”。《爨龍顏碑》元、明時有著，然沒引起世人注意。清阮元訪得後，譽為“雲南第一古石”，在碑學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作用。康有為稱其“隸楷極則”，楊守敬贊之“極其變化”，皆以後視前之審美推論，姑且聽之。而范鑄銘謂其“開六朝、唐、宋、元無數法門”。似乎異想天開，此書跡元前沒有傳拓，不知其法門如何能開。書法研究可以對前朝字跡之美醜高低任意評論，然不能將自己意志強加於歷史他人。“二爨”相比，後者隸意減少，朝廷章程書影響更加明顯。刻手亦無故意強化銘石特點，雖古趣稍遜，而字學進步，無容懷疑焉。余頗喜愛“二爨”，亦通過《龍顏碑》，雖所獲甚微，然似能收到醫俗之功效，故不時信手翻閱之。此羅振玉題簽早期整拓《爨龍顏碑》，文物出版社宣紙線裝影印，古色古香精美可人，能養目清心也。
於春城吉大味雪軒南窗下高密張金梁書並記之。
六、題歐陽詢《九成宮》歐陽詢曆仕隋、東夏、唐初，太宗時官至太子率更令，散階三品銀青光祿大夫，爵渤海縣男。因其相貌寒儉，父歐陽紇陳時坐鎮廣州反敗，籍家滅族，故有作《白猿傳》羞辱之。歐陽詢隋時便以能書名，唐初發揚光大之。啟功先生謂楷書至歐陽而定型完善。歷史意義非同尋常。歐楷融北碑雄強及二王遒媚於一體，寓險於正，韻味醇厚。《九成宮》為其代表。然後學者得之規矩而失其神韻。土塑木偶世代相延，而將責任歸咎歐氏，豈不怨哉！當今書壇重快餐速成，而輕歲月醞釀，奉怪異為珍寶，視經典為庸俗，諸如極品《九成宮》，則少有人問津，豈不惜哉。此文物出版社影印簡本，雖然為宋拓佳品，而書家則視之如草帽敝屣，誠可歎也。
於春城味雪軒南窗下金梁書並識之。
七、題《隋太僕寺卿元公墓志》《隋太僕卿元公墓誌銘》清嘉慶年間出土于陝西咸寧，志中名諱空格，字“智”上亦空一格，故墓主名字隱晦不明，今有研究者竟直呼其“元智”，輕率之舉也。志文載元公為北魏皇室之後，祖昺平東將軍、徐州刺史、宗正卿，父最司徒公、樂平慎王，故《金石續編》，據《北史》及《元和姓纂》，推出元公名為“亶”，並證之“亶”、“智”字義相近，頗有道理。然為何志文不書其名，亦不記子孫後代，仍然令人費解。元公生於西魏大統十六年，曆仕北齊、北周，官終隋太僕寺卿，大業九年隋煬帝征高麗，其扈從遼碣卒於懷遠鎮。兩年後葬於陝西大興縣。此志之書法質樸勁健、嚴傑整飭，開歐陽詢楷書之先河。而包安吳武斷為率更書，則缺失證據也。此冊為上海人民出版社精印“嘉樹堂藏”之善本，末有俞曲園小楷長跋，文美書雅，令人心曠神逸，頗有買櫝還珠之心情也。
壬寅仲春於吉大味雪軒南窗下金梁書並識之。
八、跋《姬氏墓誌》《姬氏墓誌》與《元公墓志》為夫妻合葬之物，同時出土。姬氏之前三世皆爵為公，亦北朝望族矣。姬氏嫁於元公，冊封建寧國夫人，北周建德六年（）去世，時二十九歲，《古志石華》謂“夫人先太僕三十九年而卒”有誤，實三十六年耳。從書法上看，兩志非一手所為，風格有明顯區別。《元公墓志》結構方勁，點畫雄健，刊刻粗壯，呈陽剛之氣；《姬氏墓誌》字體勢橫，筆法秀逸，精雕細刻，寓柔和之美。不知是否在刊刻二志時，有意選用風格有別者為之。後人評此二志，開歐、虞書風之先，前者筆法神情頗具信本意味，後者點畫與伯施意緒不類，倒有褚河南之姿態。單以《姬氏墓誌》而論，書者具有深厚文化修養及筆墨功力，以石為紙，揮灑自如，更接近朝廷通用之章程書。上海人民出版社豪華精印此二志合冊，雖價高七百八十元，然物有所值也。
壬寅仲春於吉大味雪軒南窗下高密金梁書並記之。
九、題徐渭草書《千字文》余初不喜徐渭書法，因有盛名而探析之，稍能領略其中意趣，後因指導學生研究而加以深入。徐氏瘋狂文人也，當今學人皆敬其為賢哲，故論說大都難得真正。其草書不慕右軍而心儀征西，故筆下古趣頗多。世存其草書《千字文》兩種，一為故宮博物院藏，另為榮寶齋所得，皆有精印冊卷面世。前者雖狂，然筆下清勁，不失法度，深有《月儀》意味；後者亦狂，而結構造作錯位，用筆緩弱生硬，二者高低真贗容易判斷。世人學文長如葉公好龍，喜偽而懼真，偽易上手而真難接近，趨易避難人之常情，而去粗俗呈高雅則藝術精髓也。此黃山書社所印故宮藏《千字文》，彩印簡裝，然不失高雅也。
壬寅仲春花朝日，然窗外雪花紛飛，此關東氣象也。
於吉大味雪軒高密崇石道人金梁書並識之。
作者簡介張金梁，山東高密人，博士。中國書協第七屆理事、學術委員會委員，吉林省書協副主席，吉林省民盟書畫院院長。現爲吉林大學古籍所教授、博導，吉林建築大學書法學院特聘教授。長期從事書法研究、創作、教育工作，出版有《〈續書史會要〉補證》《明代書法史探微》《明代書學銓選制度研究》《〈書史會要〉校正》《中國書法史繹·卷六·反思之旅》《張金梁書法文集》《張金梁書法作品集》《吉林省書畫名家·張金梁卷》等專著，發表學術論文一百三十餘篇。獲中國書協蘭亭獎理論獎一等獎及吉林省長白山文藝作品獎。擔任中國書協第五、六、七屆蘭亭獎及十一屆全國書法展、研討會等評委二十餘次，書法業績在眾多專業報刊上有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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