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时间，除了西晋37年短暂的统一，剩下时间都在战乱、分裂中渡过，这时期文学交流的主要途径就是士人的流动。士人流动有主动的，有被动的，有群体的迁徙，也有个体的流动。
聘使作为各国精挑细选出来的人，除了担任使者完成使命外，更多的是通过文学的切磋宣扬国威。士人随着政权的更迭，南北流徙，这种特殊的人生经历，使得文人在文学创作上也发生了重要的改变。此外，文学交流途径还有文集的传播。
一、聘使往来
南北文学交流，官方上就是通过聘使的往来。因为出使他国，使者肩负着很多使命，除了政治上的任务，剩下的主要是宣扬国威，和平往来又不可大动干戈，多半就是通过文化的传播、文学的切磋来标榜正统，所以聘使在两国之间还肩负了文化大使的职责，是文化软实力展现的载体。
在先秦时期，就有“不学诗，无以言”的说法，说明两国之间聘使往来传统已久。南北朝时期，随着南北政权的对立，聘使担任了很多职责，如战争时期，使者肩负了两国讲和的政治任务。在和平时期，也有使者往来，这时期主要是考察他国国情，为国内下一步政策作参考，同时还可宣扬国威，这就涉及文学交流了，尤其到梁陈之际，北方东魏西魏分裂，三足鼎立之时，来往更为频繁。
鉴于聘使任务繁重，稍有不慎，易被耻笑，所以聘使在选拔上很是严格，要求甚多。《北史·李谐传》中说，“既南北通好，务必以俊乂相矜，衔命接客，必尽一时之选，无才地者不得与焉。”
聘使选拔首先是门第，南北朝特殊的人才选拔制所衍生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门第之分，人们对于门户有所偏见，高门大户既代表自己本家族，又代表国家脸面。尤其北朝，为了标榜正统，更是选择那些中原高门士族，如北朝选择范阳卢氏中卢玄、卢昶、卢元明等，即便卢昶“无甚文采”，但其家族之影响，也可不辱使命。其次是才华，使者代表国家，一言一行都影响很大，所以使者要有渊博的学识和敏捷的应对能力，在对答时方可不辱使命。
聘使对答，在不剑拔弩张的同时宣扬国威，口才就很重要了，好的口才同时也要以学识为基础，比如，《南史·明僧绍传》：僧胤次弟僧皓亦好学，宋大明中再使魏，于时新诛司空刘诞．孝武谓曰：“若问广陵之事，何以答之？”对曰：“周之管，蔡，汉之淮南。”帝大悦。及至魏，魏问曰：“卿衔此命，当缘上国无相逾者邪？”答曰：“聪明特达，举袂成帷，比屋之氓，又无下仆。晏子所谓‘看国善恶’。故再辱此庭。”
皓的回答就是既弘扬了国威，又将冲突控制在言语之中。谢朓就因口才不好，“自以口讷，启当不让”推辞了接待。
聘使的选拔标准也可看出，聘使除了担任政治大使，如传递文书，考察军情之类，更多地担任了文化大使的任务。因为各国在接待聘使，除了朝堂正式接洽，更多的是宴会招待，在宴会上，一问一答，展现国家实力，那么主客问答主要借助文学的形式，或赋诗，或辩论。薛道衡在出使陈时，吟诗“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南人嗤之，“谁为此虏解作诗？”薛道衡又吟道，“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南人喜道，“名下固无虚士”，遂赞赏。
聘使往来的文学活动很丰富，首先聘使的言辞都会被记录下来，除了正史外，经典的交往案例还会引入小说、话本作为史料，并赋予文学性。其次聘使本身留下很多作品，无论是宴会赋诗，自己游历南北过程中的有感而发，还是私下与他国文士的唱和，书信等，如庾信在《寄徐陵诗》中写道，“故人倘思我，及此平生时。莫待山阳路，空闻吹笛悲。”这些聘使往来南北，见识了不同风格的文学，加之游历的经历，作品价值较高。
还有如《魏书·温子升传》，温子升的作品就是通过南方使者张皋抄录后传入南方，梁武帝大加赞赏，“曹植、陆机复生于北土，恨我辞人，数穷百六”。而魏收委托徐陵将自己作品带去南方，却被徐陵丢到江里，曰“为魏公藏拙”。
聘使对文学影响很大，聘使的特定经历，受南北不同文风的熏陶，形成独特的聘使文学。聘使的作品，无一不体现着本国文风与他国进行直接的文学交流。尤其北朝统治者更是虚心学习南朝文学，《北史·李谐传》记载，“梁使每入，邺下为之倾动，贵胜子弟盛饰聚观，礼赠优渥，馆门成市。”北朝向南朝文学不断学习，遂逐渐改变了南强北弱的文学格局。
聘使往来也加速了南北文学的交流与融合，如庾信，在出使的过程中写下《将命至邺》、《将命至邺酬祖正员》等，游历的所见所闻，使得庾信诗中少了南朝的绮艳，多了北朝的悲凉之感，为庾信后来的老成之气奠下基础，造就了集南北之大成的才学，在此种意义上庾信就是南北融合的产物。
二、士人流亡
除了官方聘使往来，南北朝特定的战乱年代造成的民间士人流亡，也对南北文学的交流产生影响。一些士人因为战争或者政治迫害等原因，北上或南下，以保全自己。南北朝时期，比较大的战役有刘宋刘裕北伐，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南侵，北魏夺取淮北四州，侯景之乱，江陵陷落，这些战役中很多士人南北流亡，对南北文学的交流产生很大影响，如青齐人士入北对北魏文学的推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政治迫害，为躲避统治者的诛杀而逃亡，如王肃。
刘宋时期，北魏夺取淮北四州，强制将青齐地区的士族迁到平城，这些平齐民中著名的有刘芳、崔光、崔亮、蒋少游等，这些人对北朝的汉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崔光，“孝伯之才，浩浩如黄河东注，固今日之文宗也”，崔光的才华令人信服；又如刘芳，“崔光于芳有中表之敬，每事询仰”，刘芳对于北朝经学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萧齐时期比较著名的士人流亡有王肃、裴叔业。王肃是因其父亲王奂被杀而北上逃亡至北魏寻求庇护，《魏书·王肃传》中提到王肃的出逃，“肃弟秉，字文政。涉猎书史，微有兄风。世宗初，携兄子诵，翊，衍等入国，拜中书郎，迁司徒谘议，出为辅国将军，幽州刺史。”王肃在北魏受到重用，《北史·王肃传》说，“自晋氏丧乱，礼乐崩亡，孝文帝虽厘革制度，变更风俗，其间朴略，未能淳也。肃明练旧事，虚心受委，朝仪国典，咸自肃出。”
北魏孝文帝很是赏识王肃，感慨“君臣之际犹玄德之遇孔明也”，甚至把陈留公主嫁给他。陈留公主在回复王肃前妻谢氏时诗云，“针是贯绅物，目中常任丝。得帛缝新去，何能衲故时。”以针缝新不可衲故喻指王肃只能和我新人在一起，不可顾旧人。
在北魏鲜卑族直爽豪迈的风气下，陈留公主能写出这样寓意双关的诗，不得不说是受了王肃影响，更不用说王肃还能影响到朝堂政策。裴叔业也是为了避难出逃北魏，《魏书·裴叔业传》记载，“其叔业爪牙心膂所寄者，裴智渊，左中郎将，封浚仪县；王昊，左军将军，封南汝阴县；赵革，右中郎将，封西宋县。并开国男，食邑各二百户。”
《梁书·裴邃传》又记载，“值刺史裴叔业以寿阳降魏，豫州豪族皆被驱掠，邃遂随众北徙。”跟随裴叔业入魏的有很多，加上豪族皆被掠去北魏，可知裴叔业事件流亡去北魏的士族很多，是一次集体流亡。
侯景之乱和江陵陷落，流亡北魏的士人就更多了，《魏书·岛夷萧衍传》中记载：始景渡江至陷城之后，江南之民及衍王侯妃主、世胄子弟为景军人所掠，或自相卖鬻，漂流入国者盖以数十万口，加以饥馑死亡，所在涂地，江左遂为丘墟矣。
其中著名的士人有萧袛、萧放、王褒、庾信、殷不害、王克等。
这些流亡的士人，虽有的官至高位，但其实境遇大多数并不好。北魏统治者为了增强国力，吸纳天下才士，建立四夷馆。但北人对来依附的南人还是怀有很大的敌意，《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二记载，“魏任城王澄以王肃羁旅，位加已上，意颇不平，会齐人降者严叔懋告肃谋逃还江南，澄辙禁止肃，表称谋叛．案验无实，成阳王禧等奏澄擅禁宰辅，免官还第，寻出为雍州刺史。”
王肃名望再大，依然受到北人的歧视和排挤，才出了诬告的事。庾信被强留在北朝，却是靠着王公宗亲接济度日。尤其有战事时，南人经常被怀疑叛国。或许正因为如此的境遇，使得这些士人心态发生极大转变，既没有了南朝的绮艳，也不似北朝的质朴，反而沉郁苍凉，辞气相宜，实开南北文学交流融合的风气。
三、文集传播
南北朝文学交流还有文集的传播，随着南北交往日益频繁，南北朝的著名士人皆是蜚声南北，这就带动了其集子的南北流传。关于文集的传播史书有较多记载，如阳休之出使南方后带回陶渊明的诗集；魏收委托徐陵将其书稿带回南方；梁武帝读了温子升的文章后感慨，“曹植、陆机复生于北土”；邢邵之文广为流传，赞誉颇高，被南人称为“北间第一才士”；南齐王融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扬名北方，北魏使臣借出使之机向其请求一读，这些都是文集传播得很好的佐证。
文集南北传播，客观上极大促进了南北文学的交流。《隋书·薛道衡传》记载，薛道衡的文章，“南人无不吟诵焉”。严可均的《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录有李昶的《答徐陵书》，原来这是周使治御正殷不害至陈，受李昶委托将其四篇诗文带给徐陵，徐陵看后大加赞赏，给李昶写了一封信夸奖了一番，李昶即回信徐陵，便有了这篇《答徐陵书》。《北史·元文遥传》记载，“（元）晖业尝大会宾客，《何逊集》初入洛阳，诸贤皆赞赏之”。文学交流也在这些文集的南北流动中日渐频繁。
总结
南北朝的文学交流的途径一是聘使往来，二是士人流亡，三是文集传播。聘使除了完成政治使命，更多的职责是宣扬国威，那么两国来往，在不剑拔弩张的情况下，通过文学的比拼宣扬国威是极佳的途径，所谓这些聘使一般都是出自高门，才学出众。聘使就带动了文学的交流。除了官方交流，在南北朝战乱频繁的年代，士人为躲避祸事南北流亡，也传播了南北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