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图片上方蓝字“诗刊社”，一起玩耍吧^-^
阅读梁书正的诗歌，令人不经意想起马克斯·韦伯年“以学术为业”的演讲，它与“以政治为业”一起构成了韦伯晚年的思想汇集，甚至其修辞也被广为挪用。剔除“以诗歌为业”这一术语中略为含混的理想主义色彩，梁书正的诗歌之道大致呈现了一种舍此其谁的选择。在年代风起云涌的经济理性冲洗下，诗歌和文学的黄金时代景观日渐行远，“以诗歌为业”成为当代世俗文化语境中一个反智的隐喻，头脑的清明是韦伯致力于知识改造命运的理性思辨目标之一。韦伯告诫慕尼黑青年学子“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让志趣取代现实功利，才能说服主体投身于崇高的事业，使生命找到价值之依托。韦伯还阐述了专业化空前推进的背景下，个体追求学术成就必然面临的巨大压力，如果缺乏来自灵魂的热情投入，没有必要继续下去，因为纯靠偶然因素而成功的机率几乎为零。当代诗坛对于新的闯入者提出了相似的要求，尽管未必存在一个刻板的衡量标准，由媒体、编辑、读者、评论家组成的诗歌生态系统已达到了某种专业化的程度，要在这个系统中谋得一席之地，不仅仅需要“热情”——韦伯强调它是“灵感”的重要前提，而且还必须拥有胜任此项工作的诸多条件，比如（语言）天分。梁书正无疑是一位热情到足够真诚和深邃的诗歌写作者，他的博客几乎贴满了诗歌和相关思考的文字，除了少量被媒体“掐尖”选用，大部分还属于自留地的陈列品，即便如此，他仍然是一位幸运的农人，并不是所有人的才能和付出都可获得及时、恰当的认可。如果梁书正这一个案例代表了一支即将整体浮出地表的新生力量，那么他们将带来什么新的东西，对于诗坛而言显得至关重要。
一段时间以来，诗人似乎过于看重写作的诗歌史意义，表面上是诗人对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入文学史意味着某种典律的建构，甚至一劳永逸地占据经典作品的席位，并且发出嘹亮的声音。诸神言必称诗歌史价值之所以令人生疑，因为历史价值最终要通过历史的整体追溯才能判断，说到底，诗歌史的书写只是一种学者的叙述方式而已。因此，与其说它是诗歌价值的追求，不如说是写作意义的倒置。先于诗歌写作之前考虑其文学史收编可能，或者为某个人、某部作品提供流水作业的“私人订制”，是个人功利主义的极致化表征，折射出当下飞速膨胀的野心。与此同时，诗歌史也不是诗歌的经典榜，它只是讲述诗歌潮流、运动、现象的一种方式，所以是中性的，不同的历史叙述立场、角度、理念可能形成不同的文本序列。由于个体的历史意识和素养缺失，导致部分诗歌大神无法理性、客观看待文学史的框架性叙事，“为诗歌史写作”的主张既背离了诗言志的古老传统，也远离了诗歌表述个体情感和生命咏叹的常道。重申基于个体感受出发的写作伦理，反映过渡时代中的悲欢离合，应当成为一种持续性的诗歌理想。
个体发出的声音可能微不足道，然而梁书正的诗歌并不因书写卑微者而充满感伤，他努力从生活的痛感体验中感受个体承担的道义，化为激励自我前行的动力。《活着的理由》一诗写年迈多病的双亲，瘫痪的奶奶，年幼的女儿，微薄的工资，这些生活困顿的总和与明月、祖国一起支撑“活着的理由”。而在习惯性的阐释模式中，高空皓月和祖国大地可能被解读为困难的消解因素，当它们被并置于日常生活层面，就成为底层个体超越平凡的象征力量。不仅承担变得自然真切，而且也使游子在远方的拼搏充满人性的脉脉温情。《星空》亦调动了类似的抒情结构，“我”培养了女儿对新鲜事物的兴趣，女儿对星空的迷恋又把父亲感染，借此完成一种希望对另一种希望的启迪和反哺，梦想因此生生不息。诗歌将未知和希望巧妙融入亲情之爱，细节感人，格调明朗。《杀鱼》是本组作品隐约见出工业因素的一首，前几年的批评话语也许会将其纳入“打工诗歌”的序列，显然作者的意图要更为深刻，他抛开无关紧要的机器背景，借杀鱼的细节隐藏(或暗示)一个意外到来的工伤消息，在鱼与人之间巧妙搭建一种隐喻关系，冷峻地表达出底层无法主宰自身的命运。套用新批评的分析方法，完全可以描述为诗人处理戏剧性结构的机智与才能，戏剧性有无艾略特赋予的重要意义宜在诗学范畴内继续讨论，关键是梁氏提供的这种经验具有难以再现的独特性。
我在仔细梳理梁书正的创作情况之后发现，虽然远离故土，他写故乡湘西的诗歌远多于对自我生存状况的表现与反思，这一现象颇值玩味。也许在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