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秦之歌
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每天打开电视追看秦汉时期的影视剧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微的变化，那就是经常能看到汉初之前的影视镜头里，古人总是席地而坐，无论是帝王将相之间讨论国家大事，还是普通老百姓日常的生活起居，他们要么坐在地上彼此认真商讨，要不就是彼此跪在地上以礼相待。尤其在春秋战国之前的历史时期，席地而坐和跪坐成为国君礼贤下士的标志，也成为人与人之间礼让相待的一个标准，被称之为君子谦谦之风。
到了秦末汉初，君王和普通人之间有关跪地的区别就在于相互跪地的载体有所不同，帝王将相和皇亲贵胄会用丝绸制作一个垫子，在彼此交谈的时候跪在上面或者坐在上面，而普通老百姓则用类似于秸秆的植物做成一个草垫子，用来跪地或者坐在上面。至今，在陕西关中地区，甘肃天水、平凉一代的农村，老百姓还保留着制作和使用这种草垫子的传统，方面实用，经济实惠，质地柔软，不仅可以防潮，而且使用时间很长，是每家每户必备的生活资料。
秦汉之后，尤其是历史的车轮驶到东汉之后，椅子才慢慢出现在宫廷以及老百姓的生活里，这在很多以东汉后期为题材的影视作品里已经极为常见，在三国、西晋乃至隋唐以后的历史题材影视剧里就更加习以为常了。那么，古代为何没有椅子？当时人们的坐姿为何和现代人不一样？我们今天做的椅子又是如何在历史长河中演变和发展出来的？古代人由跪坐发展到垂脚坐和椅子的发展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今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一起去帮助大家做一一的解释，力求为人们探寻一个椅子演变和发展的清晰脉络。
秦汉之前的历史时期，史书上确实没有关于椅子的记载，但要讲清椅子的起源，就不能不提床，提起床又不能不提胡床。床与椅子这两种现在看起来不搭调的生活物件，在古代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最早的历史记载，胡床第一次进入中原的时间大概是在东汉后期，从西域地区经丝绸之路商旅通道流传至中原关中及东汉地区。在《后汉书·五行志》里记载，东汉末期的汉灵帝刘宏“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汉灵帝刘宏是于建宁元年（公元年）正月即位，当时还是个刚满11岁的小孩子，中平六年（公元）四月去世。以时间推算，汉灵帝刘宏应该在11岁登基之后就非常喜欢从西域传来的服饰及生活起居用具，似乎要把自己的全部生活都仿照成一模一样的胡人生活场景。这说明在那个时候，胡床已经是较为普遍的一种生活起居物品，否则，怎么连11岁的皇帝都会如此喜欢呢！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胡床作为一种生活用品或者说作为一种供人休憩的坐具，已经进入寻常百姓之家，被中原各个阶层的民众所利用，成为家庭起居器具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东汉末期到隋唐时期，胡床的使用群体及场景更加多元，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时代特点。从使用胡床的群体看，不仅皇室宗亲、将相贵胄、中低层官员都在使用，而且一般普通民众、僧侣、回纥、羌族等很多少数民族族群也都在使用。从胡床的使用场景来看，不仅官员议事厅、战场指挥、哨所侦查、烧香拜佛、舟车旅行、庭院休憩、围猎竞射、聚会宴客、读书讲学等场景离不开胡床，而且在吹拉弹唱、赌博游戏等等生活场景里也使用，每一个地方都有胡床的影子。可见胡床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坐具，它已经渗透到人们每一个生活细节之中。
西晋之前的历史朝代，胡床主要在北方皇室宫廷和王侯将相等上层社会群体里使用。在《晋书·五行志》里有这样的记载，北方“相商用胡床，貊盘，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会，皆以为先。”可以看出，胡床乃是富贵人家的器物，普通人家是不会有这种物件的。那么南方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胡床的呢？这就不能不说西晋“八王之乱”所导致的国家分裂。西晋灭亡后，东晋建立，我国进入南北朝对峙阶段，天下重新纷乱，大量北方汉民随着东晋王朝在南方的建立从中原一带迁徙至南方生活。北方人口迁徙南方的同时，也把很多生活器具及生活方式带入南方，融入到南方人的生活内容之中。北方人做胡床的习惯也随之进入南方，成为南方最喜欢的一种家庭起居器物。
北方的金戈铁马一到南方就被南方雅静的空气改变成自由自在的逍遥客，胡床这种让人容易懒散休憩的器物似乎找到了理想的栖息之地，不但使用的人很多，而且被文人墨客写进了各种各样的文章里，画进各种宴客聚会、诗画交流的花卷里。这一时期的文献典籍里，是记录胡床最多的历史时期。萧梁度支尚书诗人庾肩吾专有《咏胡床应教诗》一首：“传名乃域外，入用信中京。足欹形已正，文斜体自平。临堂对远客，命旅誓初征。何如淄馆下，淹留奉盛明。”这是古人以诗歌的形式第一次把这个受人宠爱的胡床进行了追踪溯源，简明扼要地讲述了胡床从西域传入中原，被中原所使用。而且还把胡床的样子形制进行了仔细描写，胡床形正体平，非常周正。诗歌最后两句描写在与远道而来的客人坐在胡床上谈笑风生，享受着宽松的政治气氛，人生自有一番和谐快意。
对于胡床的形状以及制作工艺，我们在《资治通鉴》胡注可以找到答案，在《通鉴》卷里这样记载，胡床“以木交午为足，足前后皆施横木，平其底，使错之地而安；足之上端，其前后亦施横木而平其上，横木列窍以穿绳条，使之可坐。足交午处复为圆穿，贯之以铁，敛之可挟，放之可坐。”这段记载很清楚地把胡床的形状、制作、使用方便性交代的清清楚楚，也和《咏胡床应教诗》里关于胡床的描述非常吻合，胡床交叉斜置的四足是保证其平稳安坐的基础。而且胡床可以折叠收起来，也可以展开来坐，携带起来也非常轻便。很显然，胡床简单可折叠的坐具属性，和我们现在的马扎子一样，所以在民间的俗称叫它“马扎子”。
在敦煌壁画之中，胡床的也有很多体现，考古学者根据很多考古资料以及壁画内容的研究，也进一步佐证了胡床使用的历史由来已久，其名称叫法在不同的朝代也有不同。在隋炀帝时期，因其先祖具有北方少数民族血统，所以对胡床的叫法极为忌讳，遂改称胡床叫交床，这种叫法一直延续至唐玄宗后期。到了唐代宗时期，皇帝又脑洞大开，把胡床改名叫绳床。其实，绳床的叫法并不是唐代宗首创，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根据胡床的特点，在民间一直把它叫做绳床。据史书《晋书·佛图澄传》记载，在西晋末年，石勒起义占领襄国后，由于城里水源匮乏，一时之间全城上下日常生活难以为继，佛图澄坐“绳床”，烧香“敕龙求水”。另外，据史书《北齐书·陆法和传》记载，北齐陆法和“烧香礼佛，坐绳床而终”。由此可知，胡床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不但使用场景丰富，而且名称叫法也随之少数民族融入中原地区，其称谓也在发生变化。
佛图澄是活跃在中原的天竺人，陆法和则是西北蛮族人，两个人都有佛教文化背景，又都是少数民族人。在中原文化的词集以及语言系统里，往往把西北少数民族统称为“胡族”，把少数民族的人都统称为“胡人”，有野蛮、不懂礼数、不愿教化、落后等贬义称谓在里面，所以生活在中原的少数民族人口都非常忌讳“胡”这个字。就如同我们现在把所有野蛮的外国人统称为“洋鬼子”一样。因为是生活在中原的胡人，所以佛图澄和陆法和特别喜欢坐胡床，但又不愿意让床带上“胡”字，所以改名为“绳床”。不管叫它胡床，还是叫交床、绳床，其实床还是原来的床。胡床是中原人民对这个来自西域之地器物的一种称谓，绳床则是根据它用绳子穿成后而坐的特点所表达的一种称谓，交床又是根据它的形制所赋予的一个称呼，虽然叫法不同，但由它慢慢衍生出的其它生活器物，却成为不争的事实，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更多方便。
东汉时期，古人把睡卧用的器具统称为床，皇帝的座位称为御床，运载棺柩的器具称为灵床，歇脚用的具叫踏床，放置茶具的器具叫茶床，放琴的器具叫琴床，放笔用的器具叫笔床。西域传来的坐具，就自然会给它加上“胡”字，称为胡床了。在汉代刘熙《释名·床帐》里，认为床是具有装载作用的器具。隋唐以后，胡床、叫床、绳床的叫法都存在，只是不同民族、不同阶层对它的叫法不一罢了，对于具有佛教信仰的人，大都称之为绳床。
在胡床进入中原之前，我国古代并没有座椅板凳这些日常坐具，只有床、榻可以坐卧。刘熙在《释名·床帐》里说：“人所坐曰床……长狭而卑曰榻。”可见，至少在汉代之前，床榻是人们坐卧的唯一器具。床的材质基本上是各样各样的木材，古人“营木为床”，就是选用木材来制作床，因此史书上把床称为“木板床”。但身份地位不同，床的木质也就不同。帝王皇室身份尊贵，所以选用的木材都是名贵材质，而且雕刻各种代表身份的图案，并用各种金银饰物进行装扮，普通民众自然就要选用一般材质的木料做床了。
关于床的尺寸一般在六尺到八尺左右，根据人体高矮、胖瘦不同而长短不同。在《邺中记》里有一段记载石虎宫里床的文字，说他的床一般有六寸高。按照当时一尺相当于今天市尺的七点五寸来测算，六寸高的床，大概相当于今天四点七寸高，感觉是非常低了。在《初学记·床》里记载，床八尺长，榻三尺五长，榻以其“榻然接地”为名，也非常低。为什么床、榻都这样低这样矮呢？这与古人的生活习性有关，我国古人从席地而坐到逐渐坐到床榻之上，由跪坐逐渐转变成盘坐、蹲坐，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在《礼记·曲礼》之《疏》上记载：“坐，跪也。”这种跪坐姿势就是双膝跪下，把臀部靠在双脚后跟上，双手放置在大腿上做平衡，也显示礼貌。《后汉书·向栩》记载，在汉灵帝时，向栩因为经常坐在板床上，所以“如是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梁书·萧藻传》也记载，南朝梁宗室萧藻性情恬静，经常独自坐在屋子，所坐“床上有膝印”。《初学记》里同样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习惯于传统跪坐姿势，曹魏初期，管宁常坐在木榻之上，时间长达五十余年，因为导致“其榻上当膝处皆穿”，可见跪坐的时日有多久。
由于木板是硬的，所以做成的床、榻自然也是硬的，人跪坐时间越久，膝盖就用不舒服的感觉。但胡床的坐法与古人跪坐之法截然不同。它是把臀部坐在胡床之上，两腿和双脚垂直放置在地面之上。在《梁书·侯景传》里记载，侯景篡夺帝位后，会在“殿上常设胡床及筌蹄，著靴垂脚坐。”为了和跪坐有区别，人们把这种用臀部坐在床上的坐法叫“胡坐”。人们坐在胡床之上可以垂脚，可以吃饭，可以看书学习，也可以会见朝臣，可以指挥战斗。可见胡床要比我们中原的床、榻要高。
由于胡床两边横木穿绳，人坐在绳子上，而且这种坐姿离地面要高，所以汉族人如果用这种坐法就很难保持传统的跪坐，但胡坐显然要比跪坐舒服得多，所以汉人使用胡床时就用简单“踞胡床”的办法，即垂脚坐。《史记·高祖纪》里记载：“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可以看出，在秦汉时期，汉民族的老百姓已经有了垂脚坐床的习惯。但这毕竟是少数，也算是特例，因为在特定的侍女洗脚场景下，只能垂坐于床。但这种垂坐法的存在，可以让我们看到在跪坐的时代，人们已经注重垂坐的舒适性了。也让我们看到，胡床的使用应该相当普遍了。
胡床虽然是一种简单轻便的生活坐具，但它还不能替代汉民族传统意义上的坐具，床、榻依旧是古代汉人最主要的坐具。但是中国人勤于创新的意识让胡床衍生出一种新型的坐具，在东晋南北朝时期，一种缩小版的胡床开始出现，它像一个小床，可以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专门的坐具。《太平御览》记载，东晋中期，陶侃的孙子陶淡是个喜欢修身养性之人，在家“常设小床独坐，不与人共”。《宋书·殷景仁传》记载，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十月，在征伐原丹阳令刘湛时，护军将军殷景仁有脚疾，坐“小床”指挥战斗。《陈书·姚察传》记载，陈代姚察临终时留下遗命，让后人在自己死后“置一小床，每日设清水，六斋日设斋蔬果菜”。
这里陶淡所使用的小床，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床、榻，它只能由一个人坐。而且这种小床可以随处放置，可以放在房子里休息静坐，也可以放在战阵前坐着指挥战斗，还可以放置在灵柩之前，在上面摆放蔬果祭品。这种灵活性和使用场景的多样性，是小床成为专门供人们静坐工具特征之一，是由大床革新演化而来的一种新型坐具。从它形制较小，灵活多用，收放自如的特性分析，这就是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小板凳”前身。
小床的出现，逐渐是大床供人来坐的属性和用途变得越来越小，它们之间的称谓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在南北朝时期，南朝的人开始把供人们睡卧用的大床叫眠床。《南齐书·虞愿传》里记载，后军将军虞愿为官清廉，家中“眠床上积尘埃，有书数裘”。《南史·鱼泓传》记载，鱼泓当太守时，奢侈铺张，光侍寝的小妾就有上百名女子之多，只“眠床一张”，并用金银饰品进行装饰，极尽精致。眠床因其主要功能而得名，而且它的使用场景仅限于卧室。这种叫法至今还在南方一些地区流行。
那么，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小床，主要是跪坐还是垂脚坐呢？因为小床只能容纳一个人坐，而且踞坐要比跪坐舒坦安稳，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当时人们选择垂脚坐应该比较多，场合不同，身份不同，人们选择坐法也有所不同。《晋书·王嘉传》记载，十六国前秦时期，秦帝苻坚准备南征，临行前派人去询问隐士王嘉，预测自己此次出征的吉凶多寡情况。王嘉不做回答，只做“正冠衣，徐徐东行数百步，而策马驰反，脱衣服，弃冠履而归，下马锯床。”王嘉用行动告诉苻坚，此次南征必败无疑。这里面“床”字前并未出现“胡”字，而且王嘉“下马锯床”，从这个动作上来看，这是在室外，而且是垂脚坐于小床。
《北齐·魏收传》里记载，在魏齐时期，魏收勤奋好学，“坐板床”，“积年，板床为之锐减，而精力不辍”。这里魏收坐的应该是小床，而且也是垂脚坐法，由于他坐的时间久，所以床面和床足磨损了很多，整个床体也降低了很多。如果魏收坐的是眠床，那么他必定是跪坐，这样的坐法时间久了，就会留下膝印，而且整个床也不会有太多的磨损和降低，所以可以分析得出结论，魏收所坐应该是小床。
在唐初大画家阎立本的《帝王图》里看，陈文帝所坐的是八足四方小床，足下有横木相连，陈废帝坐的是六足长方形小床，足下也有横木相连。陈宣帝坐的小床是四足小方凳形状的小床。从这三种坐具来看，每个只能坐一个人，且形状不一。但这种小床反应了南朝时期各种标新立异的坐具已经相当普遍。但坐在这三种小床上的皇帝都选择了同一种盘腿坐法，不知道是他们都信奉佛教的缘故，还是都喜欢这种修身养性的坐法，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事实上，在南北朝时期，由于小床垂脚坐法刚刚开始，而床榻跪坐之法仍旧是社会的主流，但人们在小床上跪坐、垂脚坐或者盘腿坐，在坐法上已经开始不再单一。
到了隋唐时期，小床逐渐兴起，垂脚坐法逐渐多了起来。从唐代中期开始，胡床由单一坐具开始向以坐靠为主的交椅形制发展，也就是说，工匠们从胡床的基本原理和构造出发，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背靠的功能，从而使人们坐在胡床之上时，可以把背部靠在后面，让人坐胡床时增加了不少的舒适度，也就是今天我们能看见的折叠躺椅以及靠背椅子。送陶谷《清异录》里记载：“胡床，旋转关以交足，穿便条以客坐，转缩须臾，重不数斤。相传（唐）明皇行幸颇多，从臣或待诏野顿，扈驾登山，不能岐立，欲息则无以寄身，遂创如此，当时称为逍遥坐。”如此看来，唐明皇对胡床变身靠背椅的贡献最大，居然发明出了“逍遥椅”这种实用性极高的起居器具。也正因为胡床有了靠背，它又革新出一个新名字，人们不再把它叫“胡床”或者“交床”、“绳床”，它拥有了自己单独的名字“交椅”。由于交椅的产生，接着又出现了坐轿，并把原来盘坐在轿板上的方式改为肩靠后背方式。由此可见，唐代中期是坐具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
唐代末期到五代十国时期，椅子的发展和记载多见于史料。在《新五代史·景延广传》里记载，延广向晋出帝所进贡的器物很多，其中就有“椅、榻，皆裹金银，饰以龙凤。”椅子成为进贡的贡品，而且很精致。在五代《韩熙载夜宴图》里，可以看到更多的椅子形制，图中的椅子基本都有靠背，已经非常接近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四足坐椅的样式。而且图中人物的做法，几乎都是垂脚坐法，只有韩熙载一个人脱掉鞋子，盘坐在椅子之上。另外，在《韩熙载夜宴图》里，不但有男人的坐姿，也有女人的坐姿，图中坐在韩熙载身边的女人，有盘腿坐地，也有跪坐的，显示了当时人们在追求时尚潮流的同时，也保持了一些古老的生活习俗。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古代所使用的坐具，由低矮的床榻发展成为小床，由小床由逐渐演变成高足椅子，由单一的胡床发展成可以旋转折叠的靠背椅子，又有椅子衍生出娇子等等，反映出古人革旧创新的智慧和创造力。
之后，无论哪个朝代，椅子的发展都是在这个基础进行创新，无论形制多么变化复杂，但总体上万变不离其宗，始终保持了交足椅和四足正方椅的构造基础。即使到了明清家具发展的鼎盛时期，椅子也仅仅在材质和形制上有所不同，仍旧保持着交足椅和四足椅的原理。交足椅是由胡床发展而来，四足椅则由小床发展而来。从坐具的出现到革新演变，从胡床的引进到最后靠背椅的出现，在近年的历史进程中，古人在纷扰繁杂的社会生活中，从没有放弃对生活水平的追求，也正是有了古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生活的今天，才有了各种各样的精美生活器具，带给我们更舒适的生活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