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约,字休文,吴兴武康人,生于宋文帝元嘉十八年(公元年),卒于梁武帝天监十二年(公元年),享年七十三岁。沈约历仕宋齐梁三朝,先后担任过安西将军,外兵参军兼记室,步兵校尉,管书记,国子祭酒,散骑常侍,吏部尚书兼右仆射,尚书仆射等职。综观沈约的一生,沈约自二十岁奉朝请以来,在仕途上可以说是平步青云,但并没有达到他所期望的高度。他在文学上也颇有建树,《南史·武帝纪上》载:“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1]。沈约不仅是“竟陵八友”之一,还是永明文学创始人之一,并撰有《四声谱》一卷,据《梁书》本传:“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2]。又《南齐书·陆厥传》云:“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3]沈约在史学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沈约在宋泰始初年二十多岁时开始撰《晋书》,至齐永明六年(年)一百二十卷,《梁书·沈约传》记为一百一十卷,今从自序。《宋书·自序》云:“常以晋氏一代竟无全书,年二十许,便有撰述之意……所撰之书,凡一百二十卷。条流虽举,而采掇未周。”[4]齐建元四年(年)奉诏撰国史,为《齐纪》二十卷。梁天监年间,撰《高祖纪》十四卷。齐永明五年(年)春天,沈约奉诏撰《宋书》,次年二月即表上《宋书》纪、传七十卷,后又写成八志三十卷,他在《宋书·自序》中说道:“所撰诸志,须成续上。”沈约所撰史书,今仅存《宋书》。沈约于梁天监十二年(年)因忧惧而死,他到底在忧惧什么,为何忧惧?下面,笔者将对此做一番浅显的探讨。
一、梁武帝对沈约的羡慕与嫉妒萧衍(—年),据《梁书·武帝纪上》载:“高祖武皇帝讳衍,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中都里人,汉相国何之后也……高祖以宋孝武大明八年甲辰岁生于秣陵县同夏里三桥宅。生而有奇异。两胯骈骨,顶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帝及长,博学多通,好筹略,有文武才干,时流名辈咸推许焉……”[2]1《梁书·武帝纪下》:“天情睿敏,下笔成章,千赋百诗,直疏便就……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2]96由此可见,梁武帝是一位多才多艺文武兼备的皇帝,但同时也是位忌臣才的皇帝。对此,王立在《君主嫉臣文才的文化心态分析—南北朝文学史中的一种奇特现象》一文中,将梁武帝作为君臣争才的最典型的南朝皇帝代表[5]。梁武帝嫉妒臣才有例可寻,《南史·刘怀珍传附峻传》载:梁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时范云、沈约之徒皆引短推长,帝乃悦,加其赏赉。令策锦被事,咸言已罄。帝试呼问峻,峻时贫悴冗散,忽请纸笔,疏十余事,坐客皆惊,帝不觉失色。自是恶之,不复引见。及峻《类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诸学士撰《华林编略》以高之。”[1]-由此我们了解到,梁武帝本是“试呼”峻,根本没把刘俊的文才放在眼里,但“贫悴冗散”的刘峻却“疏十余事”,从而“坐客皆惊,帝不觉失色”,帝的“不觉失色”说明刘峻的表现超出他的想象,而嫉妒臣才的梁武帝对他“自是恶之,不复引见”,甚至在刘峻《类苑》完成后,命诸学士撰《华林编略》以将《类苑》比下去。《南史·刘显传》又载:“显幼而聪敏,六岁能诵《吕相绝秦》《贾谊过秦》。琅邪王思远,吴国张融见而称赏,号曰神童……迁尚书左丞,除国子博士。时有沙门讼田,帝大署曰‘贞’。有司未辩,遍问莫知。显曰:‘贞字文为与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后为云麾邵陵王长史,寻阳太守。魏使李谐至闻之,恨不相识。叹曰:‘梁德衰矣。善人国之纪也,而出之,无乃不可乎。’”[1]可见,梁武帝因忌刘显才能的所作所为受到了他人的指责。
刘峻、刘显尚且被梁武帝如此嫉妒,而名重一时,被誉为“一代辞宗”的沈约更是在所难免。徐宝余在《梁武帝“不知四声”辨》中认为:“沈约在齐梁之际的文坛地位也直接召来了萧衍的忌意。文学上,武帝即位后,俨然以文坛宗主自期、自许。而沈约获名于前代,其声势达于新朝,故武帝以帝王之尊欲加超压,观其宴饮之时赐诗,令群臣赋诗赋文及与沈约赛栗事一事可知大略。”[6]梁武帝与沈约赛栗事见《梁书·沈约传》:“约尝侍宴,值豫州献栗,径半寸,帝奇之,问曰:‘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止。”[2]沈约所忆少帝三事并说:“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说明沈约是很知晓梁武帝忌才的品性的。以沈约在文坛的地位招忌是不可避免的了,所以沈约避让,时时小心谨慎,生活在忧虑的阴影之下。二、梁武帝对沈约的不信任如果说沈约在文坛上的地位招来了梁武帝的嫉妒,他平日里只需尽藏锋芒,也不至于忧惧而死。事实上,沈约的忧惧还来自梁武帝对他的另一层压力——不信任。这里的不信任是梁武帝对沈约忠君思想的质疑。称帝之后,梁武帝自然希望他的朝臣都能对他忠心耿耿,从一而终。这从他执政前期大力推行儒家思想就能够看出。对此,杨恩玉在《梁武帝的统治思想试探》一文中指出:“梁武帝的统治思想前期以儒家为主导,突出表现是他将儒家核心思想忠孝仁义作为施政用人的基本指导原则,大力敦崇儒学,将儒学修养作为重要的选官标准,信赖重用起初拒不投降自己的忠义之士,而对于投诚拥戴自己的不忠不义官员,则表现出明显的嫌恶态度。”[7]我们综观沈约入仕以来的道路,他在官场摸爬滚打,见风使舵,以个人利益为中心,趋利避害。齐明帝登基之后,对作为萧子良西邸学士的沈约有所猜忌,将他外放为东阳太守。而他在东阳太守任上作了《贺齐明帝登祚启》,这篇文章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也收到了预想中的效果,不久他就被进号为辅国将军,五兵尚书。东昏侯继位后,面对纷乱的形势,沈约审时度势,与有望成为执牛耳者的梁武帝站到了一起。《梁书·沈约传》载:“时高祖勋业既就,天人允属。约尝扣其端,高祖默而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