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先
在文学场域中，“未来已来”的喧嚣声已经震耳欲聋，其中构成标志性事件的无疑是机器人小冰能够写诗并且开设专栏了。这让原先无论处于市场、官方体制（作协文联机构）和小部分所谓的“严肃文学”团体的作家和批评家们心生怵惕，而出于避免落伍的羞涩心理，不管是赞扬还是批判，他们都不得不言不及义地争抢着要加入到这股议论的潮流之中。
机器写作的出现尽管尚被自诩高尚而精致的写作者们视作低劣的操作，但仅仅是这种写作姿态的苗头也足以让以写作为志业（无论是文学还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人们深感威胁。新鲜事物以及对这种新鲜事物的无知之间所形成的空隙，奇妙地形成了一种吸引力，让人们强制性地开始直视技术所带来的文学转型——一种人与机器（以及人在技术辅助下增强的某种能力）结合所形成的赛博格式文学时代的到来。
关于人和自己的制造物之间纠结的情感结构，并非自机器发明制造时才有，事实上从机器的最初雏形——工具诞生时就已经开始。《南史》、《齐书》、《梁书》中记载的纪少瑜和江淹的典故，后来衍生出“妙笔生花”和“江郎才尽”的成语，那两个故事中的主人公所梦见的“笔”当然在解读中被视为才华的象征，但是如果从物的角度而言，笔意味着某种外在的工具，这种工具具备自主性和永恒性，有着超越了他的拥有者和使用者的神秘魔力，不妨视为一种写作机器的隐喻。就像20世纪50年代儿童文学作家洪汛涛新创作的童话里“神笔马良”所拥有的那支奇妙的画笔，较之于马良本身，笔才具有主导性的力量。
年，格列佛经过巴尔尼巴比的时候，受邀去参观拉格多大科学院，在那里他看到了无数莫名其妙、奇思怪想的学者。令人印象颇深的是有一位带着四十名学生的教授设计的一种写作机器，那是一种木架结构，由连缀在一起的贴上纸的方块木楔组成，纸上是各种单词、语态、时态和变格，它们无序地排列在一起，由学生用把手操控，随机排列组合写出东西，据说这种运用实际而机械的操作方法写出来的东西能够改善人的思辨知识。
显然在斯威夫特的笔下，这样的场景荒诞不经而且充满讽刺意味，但这种简陋的机器本身蕴含着数学可以证明的思想，如同法国数学家E.波莱尔在一本年出版谈概率的书中所讲的猴子与打字机的故事：如果无数多的猴子在无数多的打字机上随机敲打，只要持续无限久的时间，那么在某个时候，它们必然会打出莎士比亚的全部著作。
这个寓言常被用来说明无限与概率问题，其实从逻辑上来说只需要一个无限的条件就够了：只要时间是无限的，一只猴子就可以完成这件事。年，物理学家G伽莫夫在一本科普读物中将猴子改成了印刷机，只要条件允许，一台自动印刷机可以自行印出“莎士比亚的每一行著作，甚至包括被他扔进废纸篓里去的句子”。
当然，农业时代的神话逸闻里，“妙笔”带有万物有灵的色彩，而处于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早期的斯威夫特时代的写作机器更多还只是粗劣的工具，它们都还威胁不到人类，而是作为人类的附庸存在着，甚至看上去笨拙而可笑。
从线性的发展史来说，技术有一个愈加趋向于抽象化、客体化、省力化的过程，进而最终在20世纪初获得了自动化：“首先是工具的阶段，即劳动所必要的物理能量和所必需的智力投入都还有赖于主体。其次是机器（machine）的阶段，即物理能量被技术手段客体化了。最后第三个阶段则是自动机（automata）的阶段，即技术手段使得主体的智力投入成为不必要了。随着这些步骤的每一步，以技术手段来获得目标的客体化过程都在行进着，直到我们为自己所规定的目标得以完成为止；而在自动机的情况下，便无须我们体力或智力的参与了。
在自动化（automation）中，技术达到了它在方法上的尽美尽善，而早在史前时期所开始的这种劳动在技术上客体化的发展结果，则是我们当代最鲜明的一个特色。”“工具——机器——自动机”如同生物似的进化，使得人造物成为一个他者般的独立存在，进而引发了关于对工具理性的反思；从文学上来说，便是爱与怕矛盾交织的叙事的展开，潜伏于背后的是乐观与悲观的两种情感形态。
古罗马诗人奥维德讲述的庇格玛利翁故事是爱的叙事的母题，那位塞浦路斯的国王厌恶现实中生性有缺陷的女子，而爱上了自己制作的少女雕像，进而感动爱神，最终与获得了生命的雕像结为夫妻，隐喻了一个改造外部事物、与他者结合的成就与喜悦。年，萧伯纳用这个原型创作了著名的《卖花女》：语言学教授息金斯通过六个月将街头卖花女伊莉莎训练成一位举止言行能够进入上流社会的小姐。
戏剧的结尾，息金斯说：“我说过要把你改造成人，我现在成功了。”伊莉莎则回答：“对啦，你现在转过来向我讨好了，因为我不怕你了，可以用不着你了。”萧伯纳写下这些台词的时候也许并没有特别的含义，但如今则可以做出阶级与性别的解读，而最显意味深长的则在于，它将爱的故事逆转成了关于“制造物——他者”的怕与焦虑的叙事：被创造者获得了自主性和自觉之后，反过来不需要创造者了。如果联想到教授改造女孩的方法是语言，则这个隐喻在自动机器/人工智能日益变成现实的语境中就尤为恰切：驱动机器的程序、算法正是新的语言。这种新语言不仅使得他者独立，也改造着创作者主体自身，后者面临着是否与前者结合、成为赛博格的抉择。
怕的叙事隐藏在爱的叙事之中，可以归结为人对技术游移不定的两种情感原型：恐惧与迷恋，到技术突破时代直接外显为叙事中人造人的出现——表征为弗兰肯斯坦的焦虑。雪莱夫人的弗兰肯斯坦被视作亵渎神灵的僭越，人类模仿造物主，结果只能是恐怖和灾难。而那个人造怪物最后不知所终：“被海浪卷走，消失在远方茫茫的黑夜中”。
这个小说产生于年，正是工业革命带来开掘与汲取自然能力的扩展和赢取巨大财富的时代。工业对农业、游牧等的突破意味着人造物对于自然的部分胜利，也在原本秩序井然的精神领域带来了隐约的不安。法国大革命就是这种变革最为激进的显现，而德国浪漫主义则是其在文学上的表现，比如路阿冯阿尔尼姆《拉托诺要塞发疯的残疾人》、海涅《流亡的神》或者沙米索《彼得史勒密尔的奇怪故事》（晚近李宏伟的《欲望说明书》重写了这个故事），而浪漫主义的一脉余绪哥特小说比如霍夫曼则直接影响了弗兰肯斯坦的拟构。弗兰肯斯坦一旦诞生就成为后来科幻文学、惊悚故事和恐怖电影萦绕不去的幽灵，在当代的人工智能话语中尤为突出，成为一系列文学影视作品不断重写的资源，这无疑跟它切合了我们时代的情感结构有关。
与美术、音乐、雕塑、文学一样，科学技术也是文化和历史的产物，我们无法将历史的因素从中剥离出去。事实上，我们所知、所学、所欲、所实践者，全都包含在时代的社会语境之中。人工智能也一样，它在叙事中被描绘为赋予/获得了心智的自动机器，并且越来越与人相似。在原先的生命观念中，无论是演化还是基因突变，都有一个自然存在作为前提，机器生命无疑对这种天赋自然的生命观构成了极大挑战。反过来的镜像则可能更加能说明问题，即随着自动机器越来越像人，人同时也越来越像机器，像它们那样按照社会机制设定的秩序，在固定的时间与空间中工作、休息和繁衍（复制）肉体乃至观念。
人与机器之间的双向模拟正是怕的来源——对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自由人本主义观念中“人性”丧失的恐惧。另外一方面，机器衍生机器，最终可能会淘汰“无用”之人。这一点已经被宗教信仰的现代转型所证明了：正如“农业革命促成了有神论宗教，而科技革命则催生了人文主义宗教，以人取代了神”，随着现代性分化的到来，政教合一社会的解体，人通过科学杀死了神，而如今作为造主的人是否会重蹈当初造人的神的命运，被自己的造物人工智能杀死呢？。
这种自工业革命肇端的恐惧根深蒂固地盘旋在人文社会科学者和文艺作者的脑海当中，在人与自己造物之间纠缠着熟悉中的不熟悉，去熟悉化后的再熟悉化、意识中的无意识、有生命的与无生命的之间的模糊界线，从而带来了恐惑和自我保全的无意识。而从根底里来说，这种恐惧又是无法摆脱的，因为对于探索变革和未知领域的迷恋和热爱根植于“人性”之中，否则就不会有一系列的技术变迁。但话又说回来，实际上这始终是一个尚未变成现实的隐喻，因为人们总是用语言在思考，通过故事和隐喻进行思辨并拓展知识的疆界。至少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无数的故事就开始叙述人类如何从农业革命发展进入希腊罗马时代、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现代。其中关于生命的隐喻不断演化和变异：一开始是女娲、上帝或者普罗米修斯用泥土造人，之后是希波克拉底式的水与体液说，然后是拉美特里的机械机制说，再之后是电流或者生命的火花，紧接着是电报和现代计算机。
就像科学作家乔治扎卡达斯基所说：“对于每一个隐喻，人类都曾经设想过自动的、人造的技术来支持这个隐喻。在希腊化的埃及，它是水利工程，在17世纪的法国，则是机械装置和弹簧，到21世纪就成了计算机工程。”继蒸汽机、电力技术、计算机之后，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互联网产业化、工业智能化、工业一体化为代表，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无人控制技术、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以及生物技术为主导的全新技术革命开始后，人造与自然的界限在泯灭，而差别趋向于消逝，或者说它们本来就是一体的。计算机、网络和基因技术不断地在拓展与改造自然的疆域同时，也拓展了人本身，改造我们想象的方式、隐喻的构成，以及词语及修辞的手法。
在这种语境中，“关于人工智能，爱的叙事让我们希望以我们自己的样子打造自己的复制品。人造人会成为我们社会的一部分，比如我们的人造兄弟姐妹甚至恋人。这种情感来自我们与‘他者’联系和共情的本能，即便他者是机械造物。然而怕的或者诡异的叙事则是关于妄自尊大的警告，讨论越过人类不该跨域的道德红线，讨论生命的独特意涵以及科技不该多管闲事。怕的叙事方式对于科技的态度是一致的，不仅仅针对人工智能，也针对例如核能、转基因或者其他科学发展。怕的叙事方式来自我们躲避陌生事物的本能。
一个怕的叙事方式的例证是盖亚假说的逻辑推论，预言了如果人类继续破坏地球生态环境将导致灭绝。盖亚叙事启发了如今很多环境议题，被很多环保主义者接受。关于人工智能，怕的叙事方式警告说智能机器人会占领世界，灭绝人类。它描述了机器人浩劫如何变成我们虚荣心苦涩的代价。”共情与恐惧并非新鲜事物，然而在赛博格时代却凸显成为一个现实性的问题，就像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在年代的中国哲学和文学界曾经昙花一现，却并没有引起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