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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来自学术论文，部分认知可能与萧氏宗亲有异，仅供有心人参阅。以下全文，分上下两集刊载，此为下集。
二、东晋南朝兰陵萧氏的“北来次等士族”之背景及其变化之机缘
根据萧辖（萧整次子）的仕宦行迹，结合东晋中下层移民的整体状况，我们可以对兰陵萧氏之门第略作如下分析。
两晋之际兰陵萧氏避祸南迁，与当时其他徐兖（即今鲁南苏北）一带的广大流民一样，他们大都被安置在晋陵郡，与后来建立南朝刘宋政权的彭城刘氏的情况相似。陈寅恪先生在《东晋王导之功业述论》等文章中论述两晋之际的南渡人口时指出，就其社会阶层而言，可分为三：
一是“上层皇室及洛阳之公卿士大夫”，可谓文化士族；
其次，“中层阶级亦为北方士族，但其政治社会文化地位不及聚集洛阳之士大夫集团”，除个别人外，“大抵不以学术擅长，而用武勇擅战著称”；
第三为北方下层民众，他们零散南逃，杂居于南方土著中间，无法形成集团或势力，很快融入南方地方社会之中。
就兰陵萧氏而言，其家族应属于第二类，他们以宗族集团的方式南迁，聚集了比较强大的家族势力，其社会地位自然比京洛文化显贵低，无法进入建康掌控要津，但鉴于他们“武力强宗”的地位，东晋朝廷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表现为在安置上，集中安排；在使用上，一般从事武职或边远地区的郡守县令一类的职务。
在社会阶层上，陈寅恪先生视之为“北来次等士族”。陈寅恪先生指出：东西晋之间江淮以北次等士族避乱南来，相率渡过阻隔胡骑之长江天堑，以求保全，以人事地形便利之故，自必觅较接近长江南岸，又地广人稀之区域，以为安居殖产之所。
此种人群在当时既非占有政治文化上之高等地位，自不能亦不必居住长江南岸新立之首都建康及其近旁。复以人数较当时避难南来之上下两层社会阶级为多之故，又不便或不易插入江左文化士族所聚居之吴郡治所及其近旁，故不得不择一距新邦首都不甚远，而又在长江南岸较安全之京口晋陵近旁一带，此为事势所必致者也。
人们所熟知的彭城刘牢之、刘裕及兰陵萧道成、萧衍等家族正是这一类型的代表。
就其门风习尚而言，与东晋高门士族相比，这类家族普遍崇尚武力，而在学术文化的积累上则比较贫乏，故“此种北来流民为当时具有战斗力之集团，易言之，即江左北人之武力集团，后来击败苻坚及创建宋、齐、梁三朝之霸业皆此集团之子孙也。”
陈先生在《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也在考证南朝诸政权统治者之出身后指出，南朝历代统治者“是皆与东晋皇室同时南渡之北人也。刘陈二族，出自寒微，以武功特起。二萧氏之起家，虽较胜于宋陈帝室，然本为将家，（详见南齐书壹高祖纪上所述[2]其实，皇考承之及南史陆梁本纪上所纪皇考顺之事迹。）亦非文化显族，自可以善战之社会阶级视之。”
在东晋时代，建立刘宋之彭城刘氏与兰陵萧氏之社会阶层是一样的，皆为崇尚武力之寒门。他们在东晋文化士族占据统治地位的“门阀政治”的格局下，只能投身军旅以求显达。萧辖受制于高门士族，充当抵御北边胡族军队的先锋，正说明了这一点。这是由其社会地位和习尚所决定的。
至东晋中后期以来，随着高门士族阶层的不断衰弱，以南徐州地区流民后代为主力的“北府兵”军事力量不断扩张，逐渐成为主宰当司马氏的家族之间统治权的更替，而是以刘氏为代表的寒门武将夺取了最高统治地位。
如果说东晋是司马氏的家族之间统治权的更替，而是以刘氏为代表的寒门武将夺取了最高统治地位。如果说东晋是司马氏联合高门文化士族垄断朝政，以流民中寒门将领及其军事武装为工具的话，那么进入南朝，当时的政治状况“乃北人中善战之武装寒族为君主领袖，而北人中不善战之文化高门，为公卿辅佐。互相利用，以成江左数百年北人统治之世局也。”
正因为如此，伴随着刘宋政权的建立，寒门武将势力不断上升。考察兰陵萧氏的兴起，恰恰与刘宋皇族有直接的关系。
晋宋变革之际，兰陵萧氏家族中率先崛起的房支，并非后来的齐、梁王朝的建立者，即所谓“齐梁房”，而是与新兴的刘氏皇族联姻的其他房支，即后来所谓的“皇舅房”。
《宋书》卷四一《后妃·孝懿萧皇后传》载：
孝懿萧皇后讳文寿，兰陵兰陵人也。祖亮字保祚，侍御史。父卓字子略，洮阳令。孝穆后殂，孝皇帝娉后为继室，生长沙景王道 、临川烈武王道规。
萧文寿是宋武帝的继母，后被尊为皇太后，刘宋代晋后，其父萧卓“初与赵裔俱赠金紫光禄大夫，又追封阳县侯，妻下邳赵氏封吴郡寿昌县君。卓子源之袭爵，源之见子《思话传》。”
萧氏这一族支被称为“皇舅房”，《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
（萧）苞九世孙卓字子略，洮阳令，女为宋高祖继母，号“皇舅房”。卓生源之，字君流，徐兖二州刺史，袭封阳县侯。生思话，郢州都督，封阳穆侯。六子：惠开、惠明、惠基、惠休、惠朗、惠 ，齐户部尚书，生介。
“皇舅房”因婚姻关系而兴起于刘宋，不仅使其子孙获得了一定的权势与地位，而且其宗族其他房支也因此获得了从事军政的机缘，如萧道成之父萧承之正是因为追随萧思话东西征战而地位上升，从而为萧道成后来执掌刘宋军政大权奠定了基础。
正由于兰陵萧氏是依托与刘氏的婚姻关系才逐渐显达的，因此，刘宋时人们并不以高门士族看待这一家族。《南齐书》卷五二《檀超传》载：
檀超字悦祖，高平金乡人也。祖弘宗，宋南琅邪太守。超少好文学，放诞任气，解褐州西曹。尝与别驾萧惠开共事，不为之下。谓惠开曰：“我与卿俱起一老姥，何足相夸？”萧太后，惠开之祖姑，长沙王道 妃，超祖姑也。
萧惠来是萧思话的儿子，仕于刘宋中后期。在檀超看来，兰陵萧氏是以刘宋外戚身份起家的，尽管势位显赫，但并无什么可以骄傲的门第资本。檀超与萧惠开同一阶层，他如此说，代表了当时新兴阶层的一种看法，那传统士族如何对待萧氏呢？这从萧惠开的仕宦经历可以看出一些迹象。
《宋书》卷八七《萧惠开传》载：
初为秘书郎，著作并名家年少，惠开意趣与人多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语。外祖光禄大夫沛郡刘成戒之曰：“汝恩戚家子，当应将迎时俗，缉外内之欢。如汝自业，将无小伤多异，以取天下之疾患邪？”惠开曰：“人间宜相缉和，甚如慈旨。但不幸耿介，耻见作凡人，画龙未成，故遂至于多忤耳。”
这里记载萧惠开为秘书郎，与同僚关系紧张，惠开自谓性格“耿介”。深究其根源，恐怕并非如此简单。当时秘书郎为士族清选之途，故“著作并名家年少”，多为高门士族子弟，而萧惠开是“恩戚家子”，则属寒门人物，因而受到士族人物的冷遇和排挤。所谓“惠开意趣与人多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语”，说明惠开有意示骄，实际上则是在门第压力下的一种自卫心理的表现。
唯一的例外是萧惠开与个性怪异的周朗“同官友善，以偏奇相尚”，后来他与侍中何偃发生冲突，受到推弹。萧思话“素恭谨，操行与惠开不同，常以其峻异，每加嫌责。及见惠开自解表，自叹曰：‘儿子不幸与周朗周旋，理应如此。’杖之二百。”
刘宋时期，萧氏之发迹，主要凭借其外戚的身份，如《南史》卷一八载萧思话“外戚令望，早见任待”；萧思话子惠开，其外祖父刘成曾戒之曰：“汝恩戚家子，无多异以取天下之疾。”可见当时人都清楚这一点，而与高门世族不同。这一婚姻关系不断得到巩固，萧思话女嫁与桂阳王刘休范，萧惠开女则嫁给孝武帝子。凡此，可以说萧、刘之间可谓通婚世家。
由萧惠开的这一性格和经历，可见兰陵萧氏子弟在政治地位有所上升后，忘记了自身家族门第上升尚须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对高门子弟，以“峻异”待之。对此，萧思话则比较清醒，不仅自己“素恭谨”，而且对其子“每加嫌责”，目的是维持家族正常的发展进程。
由萧惠开之经历，可以说在刘宋时代，无论新旧官僚，人们普遍认为兰陵萧氏还不是高门士族。不过，从发展的整体过程看，萧惠开的境遇仍具有值得深入分析之处，表明萧氏积极转变和提升自身门第的作为，从而引发原本同一阶层人物的嫉妒和传统旧族子弟的排抑。从这个意义上，刘宋以后，萧氏向士族转变的进程加快了，及至刘宋中后期，已进入了脱茧蜕变的关键时期。
南齐时期，萧氏“皇舅房”的门第明显上升，并获得了传统士族社会的认可。这从琅邪王氏代表人物王俭与萧氏人物的关系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王俭是南齐士族社会的首望，萧思话子萧惠基在永明年间任侍中，领骁骑将军，《南史·萧思话传附子萧惠基传》载“尚书令王俭朝宗贵望，惠基同在礼阁，非公事不私觌焉。”
萧惠基与乃兄不同，对士族名士既不以“峻异”显示权贵的身份，也不过于巴结，辱没自己的身份。其实，王俭对萧氏子弟多加奖掖和提携，如萧琛，他是萧惠开族侄，据《梁书》卷二六《萧琛传》，琛年数岁，惠开曾抚其背曰：“必兴吾宗。”
可见其为萧氏后进之俊杰，王俭对他颇为赏爱：琛少而朗悟，有纵横才辩。起家齐太学博士。时王俭当朝，琛年少，未为俭所识，负其才气，欲候俭。时俭宴于乐游苑，琛乃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俭坐，俭与语，大悦。俭为丹阳尹，辟为主簿，举为南徐州秀才，累迁司徒记室。
萧琛得王俭赏识，其地位不断上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俭将女儿嫁给萧思话孙萧 素，这在重视婚、宦的士族社会中，表明琅邪王氏对兰陵萧氏“皇舅房”门第的认可。
不仅如此，兰陵萧氏“皇舅房”与刘宋皇族的婚姻关系不仅使其房支社会地位的提高获得了机缘，而且给整个萧氏家族的发展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奠定了基础。
对此，唐长孺先生在《士族的形成与升降》一文中对此有深入的讨论，他将兰陵萧氏看成晚起士族的代表，而其机缘正在于其与刘氏之婚姻：
南朝时期后起的新门是兰陵萧氏。《唐书》卷一九九《儒学·柳冲传》及柳芳论士族云：“过江则有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吴姓，朱张顾陆为大。”柳芳这个论断的年限很不清楚。“朱张顾陆”是孙吴旧姓，东晋南朝朱氏不见有名人物，梁代朱异甚至自称寒士。侨姓中萧氏始起，实自刘氏外戚，后来又是两朝皇室，才得与王、谢、袁并列。
《宋书》卷七八《萧思话传》：“南兰陵人，孝懿皇后弟子也。父源之。”孝懿皇后是刘裕继母，刘裕出身微贱，按照当时婚配通例，他的继母也一定出于寒门。萧源之历官至琅邪太守，从弟摹之官至丹阳尹，萧思话“历州十二，仗节监、都督九焉”，都是刘裕当国以后和宋朝的官；思话子惠开等又在宋齐时历任大官。确可算得一门鼎盛，但同样确实的是出自寒微。
齐梁两代的皇室是思话的同宗，齐高帝萧道成父承之，受到萧源之、摹之的知遇，元嘉中萧思话平汉中，承之是他的部将，梁武帝萧衍父顺之又是萧道成的部将。萧源之既然出自寒微，他的同族齐梁两朝皇室当然也出于寒微。??檀超说得很清楚，萧家是以刘宋外戚起家的，《萧思话传》也说他是“宗戚令望”。在宋代，萧氏包括齐武帝父承之、梁武帝父顺之都是将家，以军功显，那时不过与高平檀氏相比，虽挤入士族，并非高门。齐梁两代是宗室，不以一般门第论。柳氏以萧氏和王、谢、袁并列，恐怕实以梁陈以后萧氏的地位为断。
在南朝，出于寒微，以军功显达的人很多，但能列于士族的已不多，被称为高门、甲族的只萧氏一家而已。
在萧惠开的孝友关系上也可以看出当时其家族内部尚未典型的文化世家，《宋书》卷八七《萧惠开传》载：“惠开与诸弟并不睦，惠基使益州，遂不相见。与同产弟惠明亦著嫌隙云。”沈约在其传末有论云：“惠开亲礼虽笃，弟隙尤著，方寸之内，孝友异情，险于山川，有验于此也。”这表明其家族内礼法传统尚未形成。
②《梁书》卷五二《止足·萧眎素传》载萧眎素“妻，太尉王俭女，久与别居，遂无子。”
周一良先生在《论梁武帝及其时代》一文中也曾指出：“南朝的侨姓高门，后来每以王谢袁萧并举[4]总之，兰陵大。实际兰陵萧氏只是由齐梁皇室所出而升格，王谢袁才是两晋甚至后汉以来的高门。”
萧氏是西晋末南渡的“武力强宗”，其人物虽参预军政，但社会地位较低，属于寒门，直到晋宋之际，才由于与刘宋皇室通婚的机缘得以浮出社会的上层，齐梁以后，由于其皇族的特殊身份，取得了士族比肩的特殊地位。
正由于如此，一些传统的老牌士族内心里看不起萧氏，《梁书》卷二一《王峻传》载王峻出自琅邪王氏家族，其曾祖是王敬弘，“有名于宋世”，王峻子王琮“为国子生，尚始兴王女繁昌县主，不慧，为学生所嗤，遂离婚。峻谢王，王曰：‘此自上意，仆极不愿如此。’峻曰：‘臣太祖是谢仁祖外孙，亦不藉殿下姻媾为门户。’”王峻对包括梁武帝在内的萧梁宗室并不放在眼里，其一句“不藉殿下姻媾为门户”，体现出王、谢高门子弟对萧氏门第的轻视。
三、余论：对萧道成“吾本布衣素族”说法的一点辨析
谈到兰陵萧氏的门第，有一个问题必须略作说明。据《南齐书》卷二《齐高帝纪中》，建元四年（年）三月，齐高帝萧道成病危，他召见司徒褚渊、左仆射王俭，嘱托后事，其中有言：
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因藉时来，遂隆大业。风道沾被，升平可期。遘疾弥留，至于大渐。公等奉太子如事吾，柔远能迩，缉和内外，当令太子敦穆亲戚，委任贤才，崇尚节俭，弘宣简惠，则天下之理尽矣。死生有命，夫复何言！
萧道成自称“本布衣素族”，这牵涉到对其家族门第的判定，引起学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