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书本的生命比作河流，借用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语言，这种线性的、历时性的要素，呈现出流动的面目。与此同时，主体与支流、原版与补修、刷印年代的先与后、篇卷的完整与残缺、版刻的完善与损坏、版本价值的高与低、校勘程度的深与浅等相对的关系，使得版本谱系具有丰富而复杂的结构层次。学者溯流上下，试图把握其间的脉络条理。我的视域有限，距离目标仍很遥远。或许套用《周易》的象征说法比较合适，《梁书》的修订不是“既济”的完成式，而是一个“未济”的开放过程。《梁书》修订本的版本书影有八幅，数目是比较多的。在已出十种“二十四史”修订本中，与《隋书》相同，仅次于《史记》的十幅。然而还是缺少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残宋本，这是我们特别想冠于书首的一种。中华书局也作了很多努力，由于疫情的原因，出版时间紧迫，以及其它各种各样的原因，未能如愿展示在读者面前，有些遗憾。作为次佳的（secondbest）方案，现在用百衲本影印本作为替代，下真迹一等，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百衲本影印宋大字本残宋本台北的残宋本是百衲本的底本，在存世《梁书》版本中最为珍贵。我作了统计，全书共有刻版七百零三叶，其中南宋绍兴年间刊刻原版七十馀叶，南宋中期补版一百三十馀叶，合计宋版约有两百一十叶，比例达到全书的三成。而修订中使用的六种三朝本（包括上图、国图、台北“国图”与日本静嘉堂、内阁文库等处收藏），书中俱未见南宋初年原版，南宋中期补版只有约二十叶之数，两者的差距是非常大的。残宋本十四册，其中宋版叶数目在二十叶以上的，依次是第二册（三十六叶）、第四册（二十八叶）、第一册（二十六叶）、第八册（二十叶）。景蜀慧师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访问时了解到，第二册曾作为宋版善本书举行过展览，看来院方主事者是很有专业眼光的。但第一册、第二册中的宋版叶，都属于南宋中期的补版，未见南宋初期刊刻的原版。我较为仔细地阅览全书，发现第八册中原版有十八叶，最为集中。我们选择的百衲本影印宋大字本书影，就出自这一册。三朝本《梁书》五十六卷，残宋本有四十卷，缺少的十六卷，百衲本用三朝本配补。现在存世的三朝本大约有十部（另有几部残本），修订中使用了六部，但都不是百衲本配补使用的那一部（该书载《涵芬楼烬余书录》，知未毁于上海“一·二八”战火，疑尚存于天壤之间）。书影选择了三种三朝本。上海图书馆藏本是《中华再造善本》的底本，原为湖南湘潭袁氏“刚伐邑斋”藏书。顺带可以一提的是，刚伐邑斋旧址位于沪西武康路，邻近古法华寺。年代初期顾颉刚先生借居于此，利用袁氏藏书，著有《法华读书记》二十五册（《顾颉刚读书笔记》卷五至六）。《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上海图书馆藏三朝本国图所藏两种三朝本，第一种与上图藏本相比，版刻情况较好，文字残阙漫漶较少，然而它有一个严重的缺陷，是明代补刻版叶的版心上方象鼻处“嘉靖×年补刊”字样，一律被除去，可能是旧时书商做了一些处理，所以版本有失真之嫌。《中华再造善本》之所以选择上图藏本，应该有这方面的考虑。我们选择的书影是南宋中期补版品相较好的一叶，文字笔画与版框栏线较为完整，其刷印年代应早于上图藏本，放在一起对照，情形就很清楚。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三朝本之一国图第二种三朝本品相较差，坏版阙文很多，但是书中（卷三九末叶）有宋人曾巩等所作疏语一条，可见仍然部分地保存了宋本面貌。此叶疑为元代补版，是现今存世三朝本中仅见者，非常珍贵。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三朝本之二现在看来，百衲本配补使用的三朝本，其版刻完善程度，与我们所见的几种相比，似有逊色之处。可以举几个例子。百衲本据三朝本配补的卷一〇《邓元起传》，第十七叶版框右外沿有墨笔小字一行，说明右半叶缺上半，据北监本补四字至十字不等。其阙文情形，与国图藏本（二）、台北“国图”、内阁文库藏本相同，而上图、国图藏本（一）不缺字。百衲本补字时，有新的错误（脱文）发生，修订中作了改正。百衲本影印宋大字本，此叶据三朝本配补《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上海图书馆藏三朝本卷二二《安成康王秀传》的情形也很类似。第四叶版框左外沿有墨笔小字一行，说明左半叶缺末三行，据北监本补足。其阙文情形，与国图藏本（二）、台北“国图”、内阁文库藏本相同，而国图藏本（一）版面完整无缺，上图、静嘉堂藏本只缺上部每行各三字。百衲本影印宋大字本，此叶据三朝本配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三朝本之一又如卷四五《王僧辩传》，亦为三朝本配补，第十三叶（左半叶，第1－2行）“宠章所隆”句。“所”字，上图、国图藏本一、静嘉堂藏本作“既”，国图藏本二、台北“国图”、内阁文库藏本漫漶不清，北监本、殿本作“所”。可以推知百衲本所据三朝本漫漶，故据北监本描改作“所”（张元济《梁书校勘记》未出校，当为暗改）。然而南监本、汲古阁本、金陵书局本亦作“既”，“所”字后出，当为北监本臆改，我们作了订正。南监本现在收入书影的南监本，是国图所藏清顺治、康熙递修本，有清李慈铭批校。修订工作开始的时候，中华书局提供了书局图书馆收藏的南监本，为清顺治修本，书中未见康熙修版，年代比国图藏本要早，间有佚名批语，以史评为主。书影取舍的考虑是，李慈铭批校本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比较珍贵。李氏批校的学术价值较高，民国年间由王重民先生辑录为《越缦堂读史札记》十九卷。修订中参考了《梁书》和《南史》的札记。《梁书札记》前身为此本批校（《梁书札记》卷首误写作北监本，因而有学者以讹传讹，说李慈铭《梁书札记》根据的是北监本，不确）。书影选叶天头有李氏批校一则，内容与《梁书札记》基本相同，节文见于修订本卷五六校勘记，读者可以参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南监本有一个问题值得在这里简单谈谈。南监本二十一史，是明清时期读书人最常用的正史版本，直到清嘉庆十年（）毁于金陵的火灾，才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从明万历初年开始，新刊诸史书版持续使用二百余年，而《晋书》《唐书》《宋史》《元史》数种，版刻始于元代及明朝初年，寿命长达四五百年之久，堪称出版史上的奇迹（此前三朝本的情况也类似）。因为是常用版本，大批量刷印，书版容易损坏，经过频繁的补修及抽换版叶，现在不大容易找到万历年间原版的南监本。民国时张元济先生影印百衲本《梁书》，阙卷以三朝本配补，其中阙字坏版的地方，用北监本（而不是南监本）补足，应当是未能获得原版南监本的缘故。经眼所及，上海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南监本《梁书》，属于明万历年间的原版。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未能获见全书，但就卷一首叶书影来看，应该也是万历原版。原版万历新刊南监本诸史的一个明显特征，是版心下方有刻工姓名及字数（如《梁书》卷一首叶有“邓钦三百三十四”的字样）。后来的递修印本，版心上方象鼻处“万历×年刊”的字样还保留着，但剜除了下方的刻工姓名及字数。以前学者使用南监本的时候，不太注意这个问题，将来似应予以重视。李国庆先生编《明代刊工姓名全录》（上海古籍出版社，年），是收录明代刻工资料的一部大书。其中邓钦条目载明万历年间刻书二十三种，史部有《史记》《晋书》《南齐书》《五代史记》四种南监本，未载《梁书》。这四种南监本刻工资料，是根据台北《“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间接转录。《善本书志初稿》著录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梁书》南监本，仅有明代刻工裴龙等五人姓名。这个版本影像在台北“国家图书馆”网站已经公布，经过仔细比对，它并非原版的南监本，实际上是清顺治年间的递修本。书中有若干阙叶（总计十七叶），所阙书叶毫无例外是顺治递修版叶，这种“整容术”，也是旧时书贾做过手脚的印记。其中万历年间的原版只有四五叶，保留的刻工信息非常有限。不难想见，如果对原版万历新刊南监本诸史进行全面搜检，可以较大程度地补充明代的刻工信息资料。上海图书馆藏南监本《梁书》颇为特别。它的目录不在全书之首，而是插入书内第三册之首，位置在本纪之后、列传之前；因为目录第一叶缺失，所以卷目从列传第二开始，这可能是旧时书贾“瞒天过海”另行装帧的结果。聪明的书贾并没有认识到这部南监本的宝贵之处。目录之后，有万历四年南监祭酒余有丁序，但没有万历五年南监司业周子义的识语。该叶版心下方无刻工姓名，有“一百四十二”的字样。这个数字，与目录末叶文字、余有丁序和版心文字的合计数目，是一致的。内阁文库藏本的目录末叶，余有丁序之后，有周子义的识语；版心下方有刻工姓名吴廷，无数目字。此叶在万历五年补入周子义识语时，应当经过重刻。周氏识语说用礼部宋本及《南史》参校，“凡是正数百字”。由此可知，上图藏本是万历四年初刊本，内阁文库藏本是万历五年修订版本。上图藏本展现了南监本刊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很高的版本价值。内阁文库收藏的南监本《梁书》有一番来历。日本明历三年（）正月十八、十九日，在那场骇人听闻的江户大火中，著名儒学家林罗山（-，名忠，号罗山）正在家校读《梁书》，事急避难之时，“先生舆中所携，唯所点朱之《梁书》一册而已。平生造次颠沛，不废读书”，到二十三日他就奄然长逝（《罗山林先生集》附录卷二《年谱》下，下文省称《年谱》下），后世传为佳话。在日本儒学史上，林罗山以“无与伦比的旺盛的读书能力”而著称（坂本太郎《日本的修史与史学》第三章，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他在去世前一年曾言：“吾自少壮，既知历代始末，而广览数千万卷，唯二十一史全部从头至尾未遑滴朱露，今虽暮龄既迫，犹有一周览之志。若幸保三年之命，则可以遂素志。”这一年他以朱笔句点完《晋书》《宋书》《南齐书》，次年春读《梁书》过半（《年谱》下），壮志未酬即长辞人世。内阁文库藏南监本《梁书》，目录首叶卷端上方有“林氏藏书”印记（朱文），下方有一个“江云渭树”的闲章。这个闲章，是林罗山本人藏书的常用印记（参见严绍璗《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之三，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每卷末尾有署名“林学士”的一行题记（朱笔），记录读史时间，始自日本宽文十三年癸丑（，清康熙十二年）四月十七日，止于五月二十日，书末并有署名“弘文院林叟”的题跋一则（墨书）。林学士、林叟，即幕府弘文院学士林鹅峰（-，名恕，号鹅峰），为林罗山第三子。按《年谱》下，罗山自己有善本二十一史一套，不幸毁于此次江户火灾；此前又以家藏两套二十一史，分授二子林恕、林靖（-，号读耕斋）。内阁文库藏南监本《梁书》，即鹅峰藏本的一种。据尾崎康先生调查（《正史宋元版之研究》第二部第十章，中华书局年版），内阁文库收藏林鹅峰手批正史，无《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宋史》，存《三国志》至《元史》。土屋裕史《本馆所藏林罗山旧藏书（汉籍）解题②》（《北の丸：国立公文书馆报》第48号，年）附录有林鹅峰手校手跋本之跋文，自《晋书》至《元史》计十五种。《三国志》卷一题记署宽文乙巳（）季冬五日之夕，《元史》书末题跋署延宝五年丁巳（）秋七月二十三日。在《元史》的题跋中，林鹅峰抒发了阅读全史的深切感慨：“余初弱冠，再见三史。修《本朝通鉴》之余暇，见《三国志》《晋书》。其后累年，春少窥园，夏分囊萤之光，秋对屋梁之月，冬映雪后之灯。朱露滴尽，笔头枯秃。数千万叶之纸，卷舒以见轴末；二十一史之编，绎以至卷尾。呜呼！先考之遗命，聊可以报之，微力之精勤，亦有其效乎！时维延宝五年丁巳秋七月二十三日，偶当先考讳日，终此大举，不亦奇乎！”林鹅峰花费十多年的时光，将二十一史依次点读完毕。他在五十岁以后，勤读正史作为日课，毅力之强，令人钦敬，真可以说是“善继父志”的大孝之子了！北监本国图藏北监本《梁书》的书影是一个惊喜。卷一首叶的品相好，并有三方近乎完美的藏书印记，全面展示了它出于名家收藏的身份。印章分别是“邹仪之印”（白文）、“字补山号晓庭”（朱文）、“锡山蕉绿草堂邹氏书画记”（朱文）。邹仪是清代乾隆时期无锡的藏书家。《四库全书》中有一种宋人李明复的《春秋集义》，底本就是邹仪蕉绿草堂藏本。缪荃孙旧藏明翻元天历刊本《范文正公集》，也钤有这三方印记（《艺风藏书记》卷六）。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北监本汲古阁本汲古阁本十七史虽刻版于明崇祯年间，经明季战乱颇有损失，至清顺治年间修补完成，始通行于世，为清代士人阅读正史的另一种常用版本。王鸣盛的名著《十七史商榷》，就是以汲古阁本十七史为商榷的对象。晚清著名学者陈澧（-，字兰甫，称东塾先生），所著《毛本梁书校异》，顾名思义是汲古阁本批校的辑录之作。另一位著名学者王闿运（-，字壬秋）批点的汲古阁本正史，今存《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梁书》《魏书》《南史》《北史》《新唐书》等十一种，藏于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收入书影中的，是国图所藏清人叶万等批校本。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这部汲古阁本十七史，为清代叶万、薄启源校跋并录有宋代以来多位学者的札记及批校，值得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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