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种植在我国有相当长的历史，但它的迅速发展始于元代。到了清明时代，它的踪迹已遍及全国，成为国计民生不可须臾离之的重要农作物。它对六百余年来的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过极为巨大的影响。
种植棉花的历史
根据确切的史料记载，东汉以前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就已植棉。《后汉书·西南夷传》载:“哀牢人，一知染采文绣。藏耗帛叠(棉花的古称一作者)，兰干细布，织成文章为锦绞。”此后的《南国异物志》(三国时著)、《广志》(晋时著)、《梁书》《南史》以及后来的历代史书中都有零星的记载。这些记载都是在讲到南方和西北的少数民族时才讲到棉花，可见当时植棉只限于现在的云、贵、川、两广和新疆一带。
自南北朝以来，中原地区已有使用棉布的，但这些棉布都是少数民族的贡品，享用者也是皇室或达官贵人。宋时，植棉又传到福建。南宋《续博物志》载:“闽中多木棉，植之数千株，采其花纺为布，名吉贝(棉布之古称一作者)。”
“棉”字的产生也在此时，因为当时人尚未辩清棉花的木本草本之分，所以“棉”字仍从木。宋末人谢杭得有一首《谢刘纯父惠木棉布》诗，讲到“嘉树种木棉，角齿不兼与，天道斯平均。所以木棉利，不界江东人。……”
根据此诗，植棉似仍限于福建。饶信即饶州、信州，今之江西上饶、景德镇一带，当时这一带养蚕很发达。所谓“角齿不兼与”，意即福建出棉而不出丝，江东出丝而不出棉。“所以木棉利，不界江东人”，讲得就更明白了。所谓江东，是指今之赣东、皖南以及江浙西部一带。
从元代开始，不仅关于棉花的记载增多，而且关于棉花的种植、纺织技术的论述也颇详。其中最早作详细描述的是元初胡三省。《资治通鉴·梁纪十五》的胡注讲到:“木棉，江南多有之。”
但从同一条注中还可以看到“自闽广来者，尤为丽密……今所货木棉，特其细紧者耳。”由此可见，江南棉花尚不能自给，其上等棉布，仍须从闽广输入，发达程度，尚不如闽广。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征棉花为实物税。气它至少可说明，植棉已推广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区域相当广大。至元代中叶，长江下游的棉织物已可供其它地区。
王祯《农书》言:“夫木棉产自海南。”王祯长期在南方任地方官，曾任族德(皖南)、永丰(赣东)等地县尹，留心农事，亲眼目睹了当时南方的植棉业。“南北混一之后”指元一统中原，但这是一个笼统的时间概念，我认为可包括十三世纪末前后。
据“服被渐广”一句，我们可确切地推知，这些产棉区的植棉也正在扩展，纺织渐趋发达。棉布也开始成为普通消费品。元代诗人熊铜谷《木棉歌》云“田妇携筐采得归。”陶宗仪《辍耕录》也讲到，上海地方的棉织物“转货他郡”。
此外，棉花还经新疆传入北方，元初孟棋《农桑辑要》说:“芋麻艺于河南，木棉种于映右，滋茂繁盛。”侠西植棉虽盛而偏于一隅，元朝廷末在陕西设木棉提举司。影响似不大。
综上所述，元代自宋灭()算起至朱元璋称帝()止，不过九十年，但植棉已遍及长江流域，其速度之快是历代投有的，并且，历代只是作为贡品或少量贸易的棉布，至元代，已成为国家大规模征税的实物和商人贩运的大宗货物了。可见它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植棉的历史发展
如上所述，元代是我国植棉业由微转盛的关键时期，但为什么元代植棉业能迅速发展呢?我认为原因有三:
一、棉纺织工具之改革
一个部门的技术突破，必然刺激其它有关部门的发展。英国的工业革命就是从珍妮纺机开始的。虽然元代棉纺织技术之发展不能与英国工业革命相比，但它对其它有关部门的促进是十分明显的。由于纺织效率提高，大大降低棉布成本，从而使棉布成为普通必需品。因此对原棉的需求大增，刺激了植棉业的迅速发展。这一点可由现有的资料证明。
《辍耕录》中讲:松江府乌泥径一带“初无踏车椎弓之制”，“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灿然若写。人既受教，竟相作为，转货他郡。”黄道婆回乌泥径为元代元贞年时间(-)。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黄道婆对纺织工具作了很大改革，但如何改革，陶宗仪只讲了“捍弹纺织之具”，稍后的王祯对“捍弹纺织之具”作了很详尽的介绍。
他讲轧棉“昔用辗轴，今用搅车，尤便。一人喂上绵英。二轴相轧，则子落于内，绵出于外，比用辗轴，功利数倍。”这里记述的搅车已是一种手力机械，比过去一根铁棒辗棉，大大飞跃了一步。弹棉用弹弓，“以竹为之，长可四尺许，上一截颇长而弯，下一截稍短而劲。
控以弹弦，用弹锦英。”这种弹弓也比过去“长四尺、五寸许”的小竹弓要大三倍左右，效率自然也要高得多。纺纱用卿浩车，“夫轮动弦转，草维(即纱淀一乍者)随之。纺人左手握其锦筒，一右手均拈，俱成紧缕，就绕。线上”《农书》上并附有脚踏纺车图。
从胡三省注通鉴至王祯写《农书》不过三十四年时间，纺织技术有如此重大的突破，它对植棉业的刺激必然是很大的。这是元代植棉业迅速发展的最主要原因。
二、朝廷的推动
至元二十六年，元朝廷在长江以南各省设有木棉提举司，但元朝廷是否采取了具体的奖励措施，目前尚不得而知。不过朝廷既征收棉布为实物悦，木身就是一种强制性的推广植棉措施。每年的征收额为木棉(当指棉布一作者)十万匹，但实际上是否十万匹，殊可怀疑。因为长江以南如此广大区域，仅征十万匹，税额似不重。
但据当时诗人反映情况不是如此。元代诗人方夔《续感兴二十五首》中说:“扬州旧服卉，我寒那可忍，责此卒岁功。不知落淮手，输入秦娥宫。”熊碉谷《木棉歌》中也说:“半拟偿私债，半拟输官府……车声才冷催上机，知作谁人身上衣……寸缕何尝得上身，完过官私剩空室。”以此看来，税领是相当重的。在这样的压力下，农民恐怕不得不种棉花。
三、地理的条件
元代长江流域植棉的迅速推广，很快超过最初植棉的西南和华南地区，这与妹江流域的地理条件有很大关系。棉花性喜光照，适于含碱而疏松的砂土，降雨量不宜过大，地势要平整。
就这些条件而言，长江流域较优，而西南华南地区山地多，降雨量大，酸性粘土多。因而，长江流域植棉一旦兴起，西南和华南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的植棉业反趋衰落。例如，到清明时，闽广反而不种棉，每年从江南贩去大批棉花，以供本地纺织。反过来说，如果长江流域的地理条件不宜于种棉，它作为全国主要植棉基地的地位就不会保持至今。
结语
植棉和纺织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由于棉织物加工方便，成本低廉，结实耐用，比丝麻有很大的优点。因此，棉业兴盛，丝麻的重要性随之下降。于是，农作物构成和日用消费品构成也必然起起变化。棉花成为和粮食一样重要的作物，棉布成为最必需的消费品。不仅如此，元代植棉和纺织业的兴盛，实际上是为明清时代的商品经济繁荣打下了基础，极大地改变了长江流域，尤其是江南的社会和经济面貌。
这一点在明清两代的记载中有清楚的反映。并且，从中国自然经济的结构来看，由于棉比丝麻适宜于一家一户的手工生产，因而，粮食和丝麻组成的耕织结合一旦变为粮食和棉花组成的耕织结合，其自然经济结构就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和坚韧性。
这种自然经济结构对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鸦片战争后，它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抵抗，特别是对进口棉制品的抵抗是极其顽强的。甚至我们可以说，在今天的农村经济生活中，还能找到元代植棉业发展的影响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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