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统治阶层，很多人成为佛教的信徒。如南齐萧氏家族都普遍崇尚佛教，文惠太子萧长懋与竟陵王萧子良等王公权贵，笃信佛教，与人为善，建立馆舍收养贫民；豫章王萧嶷甚至在临终之时，还忘不了嘱托子女，“后堂楼可安佛，供养外国二僧。”，可以说南齐朝廷对佛教是非常尊崇的，上行下效民间就更不用多说了。
在这样的氛围中，偏偏有一个人看不惯这一现象，大唱反调，这个人就是范缜。范缜出身贫寒，也没有什么世家大族背景可以依靠。《梁书》及《南史》称其“性质直，好危言高论”，“不为士友所安”，说他性情太直，说话不同凡响，其思想与别人不同，受到众人的疏远和冷落，更不为正统思想所认同。
范缜并非自恃清高，而是有真才实学的。齐武帝时，范缜作为使者出访北魏，他才思敏捷、学识渊博，博得北魏朝野赞叹不已。
就算在南齐，权贵们虽然不喜欢这个另类，但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才学。范缜坚持无佛，宰执萧子良集合众僧发难，范缜丝毫不畏惧，舌战子良与群僧，众人辩论不过他，萧子良虽有权势也无法令其放弃思想和主张。
太原王融劝他不要固执，叹息道：“以你的才能，只要放弃悖论，还怕做不成中书郎”！范缜则哈哈大笑：”我要想当官，别说一个中书郎，就算宰执也不在话下！”范缜再一次明志，坚持无神论的信仰。
范缜还以实际行动向神祇宣战，当领军长吏出任宜都太守时，他发现夷陵有各种神庙，马上下令不准祠祀。
梁武帝萧衍建立梁朝后，对于佛教更加痴迷，大造佛寺，仅建康的佛寺就达到五百多所。萧衍是虔诚的佛教信徒，治国之余常去重云殿及同泰寺亲自讲说，名僧和听众常达万余人。萧衍痴迷佛法，四次要出家为僧，不想再当皇帝了，吓得群臣每次都要花钱将他赎出来，共花了了四万万文。
萧衍立国之初，仰慕范缜之才，任命其为尚书左丞，成为朝廷宰执重臣。范缜当年许下的豪言不想成真，而且他也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思想主张。
天监三年()，梁武帝下诏宣布佛教为国教，佛寺僧侣发展极为壮大。《南史·郭祖深传》称，当时“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由于僧尼“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佛教过度发展也导致了严重的副作用，致使兵源短缺，土地荒芜，粮食乏匮。客观来说，信佛是非常好的，但需要统治阶级的良性引导。
南齐萧子良拜相执政，笃信佛教，为政宽厚，主张减刑息役，轻徭薄赋，劝人为善，未偿厌倦，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
而梁武帝没有在治国和信仰之间搞好平衡，做得过了。范缜认识到这样发展下去，将给国家造成严重的危机，人人都乐于庙堂，土地荒芜无人耕种，士农工商衰败，国家实力势必严重受损。范缜指责梁武帝宣扬的佛教鬼神是无稽之谈，坚持无神论，让梁武帝很是恼怒，结果范缜遭到御史弹劾，被贬谪广州。
梁武帝气消了，展示自己的宽宏大量，将其召回。范缜仍然不改初衷，发表《神灭论》顶撞梁武帝，朝野为之震惊。范缜指出人的神（精神）和形（形体）是互相结合的统一体：“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
为了在精神层面，压制打垮范缜。梁武帝联合大僧正释法云，组织六十余名官员与之展开激烈争辩。面对一国的精英，范缜好比常山赵子龙，沉着应战，将《神灭论》改写成宾主问答体，共设三十一个问答，据理驳斥。
梁武帝在《敕答臣下神灭论》中给范缜扣了一顶“违经背亲”的帽子，发起更猛烈地攻势。梁朝王公贵族与名僧们64人，先后写了七十五篇文章，指责范缜欺君罔上，伤化败俗。要是换做普通人，恐怕早就被折腾崩溃了，怀疑自己的坚持是否真的有理和值得。但范缜毫不屈服，坚持自己的主张和看法。
围攻范缜的东官舍人曹思文以能言善辩著称，最后也承认难以挫范缜锋锐。范缜，这个无神论斗士，最终令围攻者们铩羽而归，以自己的不屈得以“斗战胜佛”。史称范缜“辩摧众口，日服千人”
经过此次论战后，范缜“触龙鳞，逆圣听”，如果他遇到的是暴君，无疑会“作死”自己。但梁武帝并没有治他的罪，而是继续留用他，既没有升官也不降职，更没有取缔范缜的《无神论》，不得不说梁武帝这气量是值得点赞的。
范缜虽然有独立的思想，顽强的战斗意志，但在当时毕竟是属于异端学说，势单力孤为当世所不容，为坚持真理丢掉性命也在弹指之间。但他也是幸运的，他遇到的是梁武帝、南齐权臣萧子良，这些都是宰相肚里能撑船的人物，让他为官20多年，坚持自己的思想，而没有受到迫害。
同时，梁武帝、南齐权臣萧子良等所代表的的权贵士族，之所以能容范缜，也是看到了范缜是忠诚为国为民的。表面看范缜爱唱反调，大喊无神无佛，其目的也是为了国计民生。如果人人都和梁武帝一样去当和尚，谁还去种地，如何纳粮、养兵、保境安民。
范缜认为，社会分工不同，人人都应各守其职。种田打粮，养蚕织衣，发展工商，国家才有源源不断的财力，国富民强才不是一句空话。
国富民强也是符合统治者利益的，所以范缜得以终老。年，范缜病逝，他的《神灭论》作为古典文学名著也传给后世，成为无神论者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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