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
[摘要]秦汉时期的皇族档案，主要是宗室名籍和根据名籍编撰而成的帝王诸侯世谱、年谱。至中古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皇族档案的形式和编撰制度出现了新进展：在魏晋南北朝，皇族档案呈现出“谱牒化”和“士族化”倾向；至唐代，皇族谱牒编撰又展现出“制度化”和“多样化”特点。
[关键词]皇族档案；中古中国；名籍；谱牒
中国古代的皇族档案，可追溯到先秦王室和诸侯公室的世系记录，[1]《世本》就是这些世系记录的集成之作。秦汉时期，皇族谱系档案的编撰，深受朝廷重视。正如潘光旦所说：“汉代平民之谱学不重。帝室及诸侯王之谱系，则事关继世传统，自不容不详尽。”[2]
秦汉时期的皇族档案，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宗室名籍，包括宗室属籍、“诸王世谱”和外属图，分别著录皇帝“五属内”宗室、诸侯王子孙和外戚的世系、名讳等信息，由九卿中的宗正掌管。[3]二是帝王诸侯的世谱、年谱，按世次或年代记载帝王诸侯的继承顺序、在位时间等信息，比如见于《汉书·艺文志》的《帝王诸侯世谱》《古来帝王年谱》和见于《隋书·经籍志》的《汉氏帝王谱》。这类文献当以宗室名籍为材料来源，潘光旦甚至认为是“宗正之成绩”。[4]《史记》《汉书》诸表中的“世表”“年表”，也属于类似的文本。修家谱就用大谱师。
秦汉帝国已建立起较完善的皇族档案编修和管理制度。至中古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皇族档案的形式和编撰制度又出现新的进展：在魏晋南北朝，皇族档案呈现出“谱牒化”和“士族化”倾向；至唐代，皇族谱牒编撰则展现出“制度化”和“多样化”特点。既往研究曾论及中古皇族档案在文献中著录情况、皇族档案的编撰与管理制度、皇族档案的种类与内容；[5]但前贤们对皇族档案的形式从“名籍”到“谱牒”这一转变则讨论不足，对魏晋南北朝皇族档案“士族化”、唐代皇族档案编撰“制度化”和“多样化”的阐述也不够充分，未能完全展现这一时期皇族档案的新进展，而这恰是本文有意着力论述之处。
1魏晋南北朝皇族档案“谱牒化”
《续汉书·百官志》注提到记载汉朝的“诸王世谱”，[6]可见皇族档案至少在东汉已被称为“谱”。东汉灵帝时，卢植上书称：“今同宗相后，披图案牒，以次建之”，[7]将皇族档案称作“图”、“牒”。不过，汉代皇室档案的性质尚未脱离“名籍”的范畴。至魏晋南北朝，各政权因承汉制，设宗室属借以管理皇族，而皇族档案也出现了从“名籍”到“谱牒”的明显转变。
宗室名籍（属籍）在汉代由宗正职掌，晋朝同样如此，[8]而《晋书·职官志》称“宗正，统皇族宗人图牒”，[9]将“属籍”称作“图牒”。晋朝宗室名籍的“谱牒化”，从《晋书·武悼杨皇后传》载东晋虞潭奏议也可得到证明。虞潭奏议提到他担任宗正时，“帝谱泯弃，罔所循按”，是故他与华恒、荀崧等官员根据“旧谱”重新编修皇族档案。[10]虞潭将宗正职掌的皇族档案称作“帝谱”、“旧谱”，可与《晋书·职官志》的记载相互参证，都是皇族档案由“名籍”向“谱牒”转变的反映。
魏晋以来的上述转变，无疑与门第观念和谱学的兴盛相关。正如宋人郑樵在《通志·氏族略序》中所言，当时“官有簿状，家有谱系”，“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11]皇族档案的编撰也深受这种观念和风气影响。
如果说晋朝以宗正主导下编撰的皇族档案，既继承了汉朝宗室名籍，又展现出“谱牒化”的倾向，那么，《隋书·经籍志》（下简称《隋志》）、《旧唐书·经籍志》（下简称《旧唐志》）、《新唐书·艺文志》（下简称《新唐志》）著录的数种南北朝的皇族谱牒，则可直观地展现出当时皇族档案的“谱牒化”。根据《隋志》和两《唐志》，并参考清人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12]可得到如下10部皇族谱牒：（1）《宋谱》四卷；（2）《齐帝谱属》十卷；（3）《齐梁帝谱》四卷；（4）《齐梁宗簿》三卷；（5）《梁帝谱》十三卷；（6）《后魏谱》十卷；（7）《后魏皇帝宗族谱》四卷；（8）《齐高氏谱》六卷；（9）《后齐宗谱》一卷；（10）《周宇文氏谱》一卷。
郑樵《通志·艺文略》将谱系类文献分为“帝系”、“皇族”、“总谱”、“韵谱”、“郡谱”、“家谱”六类。《隋志》和两《唐志》载10部皇族谱牒均见于《通志·艺文略》，其中（1）（2）（3）（5）（6）（8）（10）7种谱牒见于“帝系”类，其余3种则置于“皇族”类。[13]《通志》的分类，不知是否有直接依据。就两类谱牒中各书名来看，“帝系”类是记录皇族谱系、名讳的世系谱；而“皇族”类则以“宗谱”、“宗簿”为名。杨东荃推测上述谱牒“都可能出自宗正的纂修”。[14]从晋朝宗正职掌“帝谱”、“皇族宗人图牒”之说来看，《齐帝谱属》《齐梁帝谱》《齐梁宗簿》《梁帝谱》《后齐宗谱》等以“帝谱”、“宗簿”、“宗谱”命名的谱牒，出自宗正之手的可能性较大，或以宗室名籍为史料来源。
不过，南北朝也出现了非宗正（或宗师）系统官员编撰的皇族谱牒，至少有如下三部：其一，两《唐志》载《司马氏世家》二卷，《史记索隐》《史记正义》引有晋谯王司马无忌《司马氏系本》，据清人章宗源考订，二者当为一书。[15]司马无忌为东晋时人，但据《晋书》本传，他未曾担任过宗正。其二，西魏末年，宇文泰令丞相府右长史宇文测“详定宗室昭穆远近，附于属籍”。[16]这部属籍即宇文氏宗谱，而且很可能为后来的北周宗室属籍所因袭，以致史书追记作“属籍”。但宇文测在北周立国前即已病逝，在他编撰这部宗谱时，亦非宗正或宗师。其三，北周武帝时，敕鲍宏“修《皇室谱》一部，分为《帝绪》《疏属》《赐姓》三篇”，[17]而鲍宏从未担任过宗师等官职。
简言之，魏晋南北朝的宗室档案呈现出“谱牒化”倾向，宗室属籍被称作“帝谱”、“宗谱”，渐脱“名籍”的范畴。南北朝各政权的皇族宗谱，既有出自宗正系统官员之手，亦有官员和宗室个人编撰而成的。
2魏晋南北朝皇族谱牒“士族化”
宗室属籍“谱牒化”，源自魏晋南北朝皇族属籍、谱牒的编撰，效仿士族家谱。正如上文指出，先秦秦汉时期，皇族谱系档案较庶姓更为发达。但魏晋以降，门阀观念盛行，谱学发达。不仅士人讲究家世阀阅，皇室也十分注重，皇族谱牒呈现出“士族化”的倾向。这种“士族化”倾向，主要表现于如下两点。
第一，如士族谱牒一样，皇族谱牒也呈现出夸耀族姓或攀附旧族的情形。尽管魏晋南北朝的皇族谱牒均已散佚，但正史“帝纪”（或“序纪”）言及家族姓源和谱系传承，当源自皇族谱牒，从中可清楚地看到皇族夸耀族姓或攀附旧族的情况。晋朝皇族河内司马氏，本即汉魏世家大族，晋朝立国后更成为当朝“第一家族”，《晋书·宣帝纪》追述了司马氏的姓氏起源，并将河内司马氏的近祖上溯至秦汉之间的殷王司马卬。[18]上文提到的晋谯王司马无忌《司马氏系本》，亦追溯了司马氏的世系。这表明晋朝属籍或皇族谱牒存在夸耀族姓阀阅的记载。南朝各代皇族与晋皇室不同，不乏出自将门乃至寒门。就正史（“南朝四书”）的“帝纪”来看，宋皇族彭城绥舆里刘氏，上溯谱系至汉楚元王交；[19]齐、梁皇族兰陵萧氏，谱系攀附汉相萧何、萧望之；[20]陈皇族吴兴长城陈氏，攀附汉魏名族颍川陈氏，[21]甚至追溯世系至先秦的胡公满。[22]在北朝，北魏皇族出自鲜卑，但《魏书·序纪》将拓跋氏追溯到黄帝、昌意；[23]北齐皇族高氏，研究者指出其家族伪冒渤海高氏；[24]北周皇族宇文氏，《周书》也编排了一份上溯至炎帝神农氏的谱系；[25]隋皇族杨氏，则攀附弘农杨氏。[26]修家谱就用大谱师。
夸耀家世或攀附旧族，是中古士族编撰谱牒时往往会进行的一项工作。如上所论，南北朝的皇族也展现出同样的努力。究其根源，在门阀制度、门第观念盛行的时代，皇族作为政治上最有权势的家族，也要得到社会上名门望族的承认，甚至连皇帝也学习、效仿士人文化，展现出“士人化”一面。[27]是故，宗室属籍走向“谱牒化”的同时，也呈现出“士族化”特点。
第二，魏晋南北朝皇族谱牒“士族化”，还表现在皇族“中表簿”、“亲簿”的出现。
中古士族尤重视婚姻与仕宦，因重婚姻而重中表亲，以致士族不仅编撰本族家谱、宗谱，还撰有“亲表谱”、“中表录”等亲族档案文献。清代学人姜宸英即提到：“南北朝最重表亲，卢怀仁撰《中表实录》二十卷，高谅造《表亲谱录》四十余卷，此风至唐犹存。”[28]姜氏提到的两部著作，《表亲谱录》当作《亲表谱录》，为北魏大族渤海高氏的高谅所撰，《魏书·高谅传》称高谅“造《亲表谱录》四十许卷，自五世以下，内外曲尽”；[29]《中表实录》为北齐士族范阳卢氏的卢怀仁所撰，事见《北齐书》本传。[30]
南北朝士族撰“亲表谱”、“中表录”，正是讲究门第婚姻的表现，而皇族档案也出现类似的文献。根据《隋志》和两《唐志》，可发现如下四部著作：（1）《齐永元中表簿》五卷（或作“六卷”）；（2）《梁大同四年表簿》三卷；（3）贾冠《国亲皇太子序亲簿》一卷（四篇）；（4）《梁亲表谱》五卷。此外，《梁书·王僧孺传》称王僧孺在天监初“撰《中表簿》及《起居注》”，[31]此《中表簿》无疑也是类似的作品。
以上五部“中表簿”，均为南朝作品，主要记载皇帝、太子的中表亲。尽管汉代存在记录外戚家族的档案（“外属图”），但南朝皇族“中表簿”无疑是对士族的模仿。清人全祖望称：“六朝重亲表支系”，“齐人有《永元中表簿》，梁人有《亲表谱》。是盖当时甄别族姓之学，所借以相羽翼者。”[32]全祖望提到的《永元中表簿》《亲表谱》即上文提到的《齐永元中表簿》《梁亲表谱》。中表亲是婚姻的产物，皇族的中表亲多为士族（尤其是高门士族）。皇族“中表簿”的编撰，会得到皇权和士族的共同支持，以维系双方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
从魏晋南北朝皇族谱牒夸耀阀阅以及“中表簿”的存在，可见皇族谱牒“士族化”的倾向。此外，还应指出的是，魏晋南北朝的皇族与士族存在身份的转换。一方面，部分皇族本来就是士族，例如晋朝皇族河内司马氏、齐梁皇族兰陵萧氏，其家族在成为皇族前当已有家谱，立国后家谱转变成皇族谱牒。另一方面，朝代更替后，前朝皇室亦可能进入士族行列，包括晋朝皇族河内司马氏、梁朝皇族兰陵萧氏、北魏皇族河南元氏等。这些皇族后裔可能也编撰、整理本族谱系，例如《隋志》、两《唐志》著录有元晖业《后魏辨宗录》，《魏书·元晖业传》称魏宗室元晖业在北齐“撰魏藩王家世，号为《辨宗室录》，四十卷，行于世”；[33]兰陵萧氏后裔萧颖士，于唐代撰《梁萧史谱》二十卷。[34]这些前朝皇族后裔编撰的家谱、宗录，兼具皇族谱牒和士族谱牒的性质，也可算作皇族谱牒“士族化”的一个方面。
3唐代皇族谱牒编撰“制度化”与“多样化”
唐代皇族谱牒编撰，继承汉晋南北朝，并呈现出“制度化”和“多样化”特点。
3.1皇族谱牒编撰“制度化”
唐朝继承汉晋南北朝制度，设宗正“掌皇九族、六亲之属籍”。[35]唐代宗室属籍，亦称“宗室谱牒”，无疑是继承了魏晋南北朝宗室名籍“谱牒化”的倾向，但唐代宗室谱牒编修更加“制度化”。
在唐前期，皇族档案的编修，由宗正寺主持，制度颇为严格。《唐六典》称：“凡皇家五等亲及诸亲三等存亡、升降，皆立簿籍，每三年一造。除附之制，并载于宗正寺焉。”[36]唐代宗永泰年间，谱学家柳芳编修《永泰新谱》，史称他“按宗正谱牒，自武德已来宗枝昭穆相承，撰皇室谱二十卷”。[37]柳芳能顺利完成《永泰新谱》，正源自唐高祖至代宗近年的“宗正谱牒”（即属籍）基本完整，而这无疑源自唐代宗室属籍编撰制度的严格。
至唐后期，宗正寺专门设置皇族档案的编修机构“图谱院”，设知图谱官一人、修玉牒官一人，专门职掌修皇族谱牒事务。[38]这一机构的设置，无疑令皇族谱牒的编修与管理制度更加完善。唐宣宗大中六年（），修图谱官李弘简曾上报宗室谱牒自远祖以来“宗祊有序，昭穆无差”，足见此前编修之严格，但他也说“近日修撰，率多紊乱”。因此，宗正寺上奏，建议宗室子弟各录“家状”，著录各自的“始封建诸王及五代祖，及见在子孙”，送图谱院，再由宗正寺审核，以令宗室属籍精详完备。宣宗同意了宗正寺的上奏。[39]当时，皇族档案编撰出现“紊乱”，可能是由于唐后期皇权衰落，以致皇族信息的报送、编修制度松弛。而宣宗被史家视作唐后期的中兴之主，有“小太宗”之誉，皇权复兴给皇族谱牒编修的再度完善提供了契机。宗正寺的建议被皇帝接纳，令皇族档案的编修重新完善，确保了唐后期皇族档案的相对完整。这也是宋人能够完成《新唐书·宗室世系表》的主要材料依据。修家谱就用大谱师。
唐朝皇族谱牒编撰“制度化”，当与唐朝意图彰显皇权有关。唐前期，皇权有意将皇族塑造成政治和社会地位最高的家族，故贞观年间官修《氏族志》定门第等级以皇族为首。[40]皇族档案编修在唐初更加制度化、程序化，也是出于这一目的。至唐后期，皇家谱牒编撰，有学者认为“似乎‘叙唐朝之崇’，实际是皇室面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而求得心理安慰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表现”。[41]不过，唐后期皇权虽渐趋衰落，但一直意图复兴，在皇权受威胁之际，作为一种可彰显皇权的外在形式，皇族谱牒反而更有编撰的必要。这可能是唐后期皇族谱牒编撰制度得到完善的原因之一。此外，唐朝后期为拉拢功臣或藩镇将领，往往将他们纳入皇族谱牒，比如沙陀人朱耶赤心赐姓名李国昌，“籍系郑王房”。[42]皇族谱牒的编撰及相关制度的完善，也有助于吸引这些将领对朝廷的支持。
3.2皇族谱牒编撰“多样化”
皇族谱牒的编撰，唐前期主要是宗室谱牒（属籍）的编修；至唐后期，在制度化的宗室谱牒编修外，又有过数次官修谱牒举措。相关情况，主要见于《唐会要》之“氏族”和“宗正寺”二篇和《册府元龟·国史部·谱牒》的记载。目录学著作，包括《新唐志》、《崇文总目》、郑樵《通志·艺文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谱牒》、王应麟《玉海·艺文》等，对唐后期的官修皇族谱牒有着详略不同的著录。根据上述文献，本文将唐后期官修皇族谱牒归纳为如下四次：
第一次：玄宗朝，李林甫主持编撰《皇室新谱》1卷，并由玄宗御制序。
第二次：代宗朝，永泰二年（），柳芳主持编撰《永泰新谱》（又名《皇室新谱》）20卷和《皇室系图谱》，记载自唐高祖以来皇族谱系。
第三次：文宗朝，开成元年至四年（—），李衢、林赞主持编修《皇唐玉牒》卷（或作卷）、《大唐皇室新谱》1卷、《唐皇室维城录》1卷及《皇后谱牒》；柳璟于开成四年继承其祖柳芳《永泰新谱》撰成《续皇室谱》10卷。
第四次：昭宗朝，李匡文撰成《天潢源派谱》1卷、《玉牒行楼》1卷（或作2卷）、《唐偕日谱》1卷、《皇孙郡王谱》1卷、《元和县主谱》1卷、《李氏房从谱》1卷。
以上四次官修皇族谱牒，由宰执或精通谱学的官员主持，谱牒种类呈现出明显的“多样化”特点。《通志·艺文略》将历代皇族谱牒分为“帝系”、“皇族”两类。[43]杨东荃将唐代皇族谱牒归纳为“玉牒”、皇后谱牒、《天潢源派谱》、皇子皇女谱和宗室谱五类。[44]本文借鉴二者，将唐代皇族谱牒分成如下四类：
（1）皇室系谱：包括李林甫《皇室新谱》、柳芳《皇室系图谱》、李衢《大唐皇室新谱》《唐皇室维城录》、李匡文《天潢源派谱》《李氏房从谱》。这些谱牒多仅1卷，大致仅载皇族谱系，而不载具体信息。
（2）皇室宗谱：包括柳芳《永泰新谱》和柳璟《续皇室谱》。这类谱牒包含唐朝各代宗室，内容包含名字、官爵等较详细的信息，材料来源为宗正谱牒（属籍）。
（3）玉牒：包括李衢、林赞编修《皇唐玉牒》和李匡文《玉牒行楼》。宋代以后，“玉牒”成为皇族谱牒的专称，其名始见于唐。宋人高似孙称“玉牒见于唐，所以奠世系、分宗谱也”，[45]功能与“系谱”或“宗谱”似没有区别。《皇唐玉牒》记载代宗至文宗的皇室谱系和信息，篇幅颇大，应属“宗谱”，研究者甚至认为柳璟《续皇室谱》为此书的简本；[46]《玉牒行楼》记录“唐室宗属子孙”，但篇幅甚小，属于“系谱”。[47]本文将之单列一类，既是鉴于“玉牒”在宋代以后的地位，又考虑到唐代“玉牒”的命名有着区别于一般“皇族谱”（含系谱与宗谱）的特殊意义。“玉牒”之名，源自“立号建名，期于不朽”；《皇唐玉牒》之名，也有着“特创嘉名，以光帝籍”的旨趣。[48]
（4）皇后、皇子、皇女谱：包括李衢《皇后谱牒》和李匡文《唐偕日谱》、《皇孙郡王谱》、《元和县主谱》。《皇后谱牒》、《皇孙郡王谱》、《元和县主谱》无疑是按记录的人物身份来命名的，至于《唐偕日谱》“纪高祖至昭宗，中宫及太子诸王公主名号封拜出降年月”，则兼载皇后、太子、诸王、公主。[49]
从上述四类皇族谱牒的情况来看，唐代皇族谱牒的种类较诸南北朝要丰富得多。此外，唐代还存在皇室各房支的房谱、家谱，例如《新唐志》著录的《纪王慎家谱》1卷、《蒋王恽家谱》1卷、《李用休家谱》2卷。唐后期官修皇族谱牒“多样化”的特点，是对皇族档案“谱牒化”、“士族化”后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唐朝彰显皇权意图的表现。
4结语
汉唐之间，皇族档案经历了由“名籍”到“谱牒”的转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族档案呈现出“谱牒化”和“士族化”的倾向。魏晋南北朝皇族谱牒明显深受门第观念影响，展现出效法士族的一面，构成当时谱学的一部分。
至唐代，皇族档案编撰制度更加完善，设专门机构和官员撰修、管理皇族档案事宜。皇族谱牒也呈现出“多样化”面貌，唐代的几类皇族谱牒，包括皇族系谱、宗谱、“玉牒”和皇后、皇子、公主谱，为后世所继承，尤其是“玉牒”成为皇族谱牒的专称。唐代皇族谱牒编撰的“制度化”与“多样化”，与唐朝彰显皇权的意图相关。而唐代皇族谱牒编撰的制度和形式，则为后世继承和发展。
注释与参考文献：
[1][14][44]杨冬荃．历代皇族谱牒述略[J]．历史档案,（1）：-.
[2][4]潘光旦．中国家谱学略史[M]//潘乃穆,潘乃和．潘光旦文集：第8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3]参见拙文《五属观念与汉代宗室属籍》，《传统中国研究集刊》待刊稿。
[5]杨冬荃．历代皇族谱牒述略[J]．历史档案,（1）：-；王鹤鸣．中国家谱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此外，学人对中古谱牒的研究，对皇族谱牒也有涉及，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