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佛寺遍布京城，僧尼十万有余，梁武帝对佛教到底有多痴迷。为了欲求功德，以求来世，梁武帝大力建造寺院佛塔，恩惠僧尼，剥削榨取日益加剧，民不聊生，这种情况到梁武帝晚年尤甚，京都“佛寺遍布京城，华贵异常，僧侣人数众多，家产丰厚。在其乡里，更不胜言”。贺乐上谏言，“天下户口减落”，惟以应赴征敛为事。众民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于大姓，或聚于屯封，盖不获已而窜亡，非乐之也“。男丁出家为僧，逃避了赋役，如郭祖深所指出，对户口减少起了作用，他是从统治者维护剥削所得担心劳役没有着落出发的。实际上，更主要更大量更普遍的问题，还是老百姓所受灾难。他们苦于赋税力役之苛重，不得不卖儿卖女，流亡四散，转死沟壑。萧衍由于迷信佛教而引起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恶果，和南朝许多皇帝之荒淫奢侈带来的后果，没有什么不同。虽然他对贺琛的陈奏大怒之下赶紧辩解，说“昔之牲牢久不宰杀，朝中会同菜蔬而已”，“受生不饮酒，受生不好音声”等等，只是聊以解嘲。这种基于佛教戒律的形式上的个人苦行,终于抵消不了他由于迷信而挥霍大量国家财富，和给人民造成的无边苦难。他在口头上也在国家政事和自己宗教活动之间有所权衡，例如《广明及集》十九载有萧纲等再三请求萧街开讲佛经的《请御讲启》四通。从署名“臣纲臣纶臣纪”看来，这是中大通三年昭明太子死去，萧纲立为太子以后的事。对于萧纲等的请求,萧衍一则说，“国务靡寄，岂得坐谈？须道行民安乃当议耳”。再则说，“缘边未人，国度多乏。如是等事，恒须经计。其余繁碎，非可具言。率土未宁，菜食者众，兼款附相继，赏与未周。怨望者多，怀音者少”。所以他的结论是:“方今信非谈(即所谓谈义,指讲经)日。”最后一次拒绝萧纲等的请求的理由是:“庸主少君所以继踵颠覆，皆由安不思危，况复未安者耶?”这些话倒也冠冕堂皇，承认国家并不安。但这些都是表面形式，最后萧行还是应允了萧纲的请求，所以《梁书》的本纪下记载中大通三年“十一月乙未，行幸同秦寺，高祖升法座，为四部众说《摩诃般若波罗密经》义，论于十二月辛丑”。“二月癸末，行幸同秦寺，设四部大会。高祖升法座，发《金字摩诃波若经)题，讫于己丑”。中大同元年“三月庚皮，法驾出同泰寺大会，停寺省讲《金字三慧经》”。萧行不但在寺院讲经，流连忘返，而且戏剧性地“舍身”给寺院为奴隶，由国家和公卿施合大量财物，再把他赎回来。大通元年三月辛未舍身同泰寺，甲成还官，停留了四天。中大通元年九月癸已舍身，“公寓以下以钱一亿万奉数”，到十月己西还官，总共十六天，太清元年三月庚子第三次舍身，又是“公卿等以钱一亿万奉赎”，到四月丁丑才还官,留在同泰寺长达三十七天。朝堂之上群臣一起上奏进言，都称萧衍为“皇帝菩萨”。结语：这种如同儿戏一般的宗教活动发生在一国的统治者身上，国家早已腐朽不堪。朝堂之上乌烟瘴气，朝堂之下民不聊生。大厦将倾无药可医，景侯发动兵变，顷刻间国家上下全面崩溃。不久之后，这位约有五十年之久的帝王在重兵包围的情况下，孤独的死去。感谢各位的阅读，如有问题可在评论区指出。或者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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