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以男性话语权为中心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女性的生存状况不外乎“不窥壁外，不出外庭。出必掩面，窥必藏行，男非眷属，互不通名。”
那些在史书上留有贤名的女子，大多是以不药而亡、割肉侍亲等忠贞烈女的形象出现，她们通过捍卫夫权的威严，用自己的死亡换来足以光宗耀祖的贞节牌坊，以求留微名于后世。
而在南梁时期，有这样一位女子，她揭露艳情、示爱同性，却深受褒奖，甚至在《南史》和《梁书》中留下“文尤清拔”“辞甚悲怆”的极高评价。
她就是刘令娴，一个出生于南梁彭城刘氏的高门之女。
在经历的自屠骨肉、放荡淫乱的宋、齐两朝统治后，公元年，中国自汉末以来动荡不安的历史终于在梁武帝萧衍的即位中得到短暂的喘息。
相较于前代帝王的昏聩，梁武帝有着“俭如汉文，勤如王莽”的令主美称，但其思想仍局限于名士风流，皈依佛乘，大肆举办清谈玄想，最终留下“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历史结局。
现存于南京市秦淮区老虎头44号的光宅寺正是梁武帝萧衍的故宅，在其即位后梁武帝便将其修缮为寺庙，并在寺内修筑高一丈八尺的无量寿佛佛像以弘扬佛法。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湮没无踪，而小小一座光宅寺却因为刘令娴的一首艳情诗而名声大振。
“长廊欣目送，广殿悦逢迎。何当曲房里，幽隐无人声。”
或许是在某一次于光宅寺礼佛之时，刘令娴偶然撞见禅房内的某个年轻气盛的小沙弥与一位独处深闺的高楼小姐的幽会。
大雄宝殿内菩萨低眉颂，幽隐无人处却是红尘滚滚，情字当头。
一首揭露僧侣辛秘的艳情诗在刘令娴的笔下却荡然生出脉脉温情，在以风流糜醉的宫体诗风中，这样少有的沉吟自是独拔头筹。
在重视出生门第的魏晋南北朝，士族子弟从小就受到文学艺术的熏陶，刘令娴的才能也就不足为奇。
其兄长刘孝绰、刘孝威等人在当时便素有才名，在优越的原生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刘令娴自然有着超乎常人的聪慧才智。
《诗话类编》卷十三曾载：“孝绰罢官不出，为诗题其门曰：‘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令娴续之曰：’落花扫复合，聚兰摘复生。’”足见其资质之高。
梁武帝天监年间，刘令娴嫁入与其门当户对的东海徐氏一族，其夫徐悱也是一位颇有才情的士族子弟，两人情投意合，将诗作为传情达意的媒介，相互唱和。
普通初年，徐悱迁晋安内史，远赴闽南。留守在建康的刘令娴将独处深闺中的幽怨苦闷以诗的形式婉转地向远方的丈夫表达：“调琴本要欢，心愁不成趣。”“欲知幽怨多，春闺深且暮。”并以此作为对丈夫“不见可怜影，空余黼帐香。”的直白激情的回应。
遥远的空间距离所带来的寂寞即使可以通过互赠诗歌来得到暂时的纾解，但在通信条件滞后的古代，书信的往来终究难以带来真正的慰藉。也正是在这时，孤独的刘令娴认识了谢娘。
这个同样孤独的女性有着与她一样精致的灵魂与才情，原本以打发时间为目的的交游逐渐演变成相互依赖的闺中密友关系。她们或于亭中泼墨调琴，或于檐下织锦绣彩。初夏之际，自家院中栀子飘香，刘令娴第一时间想将这份由花香带来的欣悦与谢娘分享：“两叶难为赠，交情永未因。同心何处恨，桅子最关人。”
“栀子最关人”，用承载爱情意象的栀子花来表明自己对谢娘的情谊，这是大胆的却也是最真挚的。此时刘谢二人已然超脱了世俗的泛泛之交而达到了心灵的高度契合，这种感情超越了友情，拥有了和爱情一样的浓烈质地。
刘令娴接受着来自丈夫的浓情，感受着来自谢娘的关怀，生活似乎理应在平静与祥和之中按部就班地进行，所以在公元年春，当丈夫徐悱病逝的消息传至宅邸时，刘令娴仿佛被人当头一棒，打入无尽深渊。
尚未不惑的刘令娴在一生最美的年纪突然凋谢，痛定思痛，痛何如哉！在丈夫灵前，她用尽毕生的血泪挥笔写下《祭夫徐悱文》，“一见无期，百身何赎！……如当此诀，永痛无穷。百年何几？泉穴方同！”凄怆至此，就连本欲为儿子亲自撰写祭文的徐勉也不禁放下笔，唯有顿首哀叹。
从此刘令娴的身影便消失于史书文字之中，没有人知道她是在极度痛苦中追随丈夫而去，还是在与谢娘的相互扶持中孑然一生。
南朝有这样一位女子是诗家之幸，却也是封建时代女性的不幸。
相较于贫苦人家的女儿刘令娴的一生算得上幸福，可正因她的出类拔萃，她理应有更大更广阔的文学舞台，却只能在史书中留下简短的一句“悱妻文尤清拔”，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