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租房不仅受到地段和租金的困扰，还有可能会遭遇腹黑中介、无良房东、奇葩室友，真是防不胜防。电影《功夫》中，租户棚屋人满为患，场地狭小，环境恶劣，一句“包租婆怎么没水了”，折射出小人物租房的卑微和辛酸。古代租房虽然没有包租婆，不过情形雷同，甘苦自知。
私营租房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商人瞅准时机，率先试水日租房。西晋文学家潘安在《上舍客议》中记载，隐士始祖许由听说尧要让位于他，“许由辞帝尧之命,而舍于逆旅。”逆旅说的就是旅店，而且在尧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梁书》记载：“所以显贵以来，将三十载，门人故旧，亟荐便宜，或使创辟田园，或劝兴立邸店。又欲舳舻运致，亦令货殖聚敛。”南朝萧梁的土豪办起了集货栈、商店、租房为一体的邸店，作用与城市综合体类似，这一经营模式为土豪赚得盆满钵满。
经济的好坏决定了租金的高低。隋唐时期，经济高度发达，租客黯然神伤。身为校书郎的白居易，月薪一万六千钱，在城郊结合部整整租住了十八年，每天骑马上下班。年过五十，方才在长安五环的渭南买了一处宅子。平时租房工作，放假回家小住。白居易，“”，居不易。
北宋的一线城市“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不只是普通百姓，就连中下级官员对高房价望而却步。高房价，引燃了租房市场。很多有房人乐于出房为生，人称“掠房钱人”，他们自发组成了“庄宅行”，从事与现在的房产中介类似的职业，十分红火。
宋朝的城镇居民称为坊郭户，按财产多少，坊郭户又分为主户和客户，坊郭主户经济条件好，手中有大把的房源，坊郭客户则是弱势群体，是租房的主力军。官臣人家和有房产出租的坊郭主户，组成的房东，与租客相互博弈，彼此依存。
租金是窥探租房市场的风向标。河东路辽州有个开饼店的商人，“日掠房钱六文”，年付租金文。外戚韦渊平时受赐丰厚，各大城镇均有房产。他涉足租房行业后，租金“房缗钱日二十千”，一年所得万钱。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宋朝相当重视租房契约。苏轼、苏辙两兄弟被贬雷州，因身份所限，只能租住民宅。有人诬陷两兄弟强占民宅。两人以租房契约为凭证，免除了不白之冤。哲宗时期，御史中丞宗愈未能按约支付租金，御史以“无耻辱国已甚”的名义弹劾他，虽然名目有些夸张，租金未付却是事实，可见租房契约在宋朝达到了很高的专业水准。
房屋要住得起，还要住得好。清朝名臣曾国藩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用一半的年薪租下了骡马市大街北的棉花六条胡同，作为自己的宅院。而清朝京官租房有一个怪现象，很多官员租房集中在宣武门外。这里离上早朝的正阳门很近，便于上下班，于是，官员们扎堆在这里租房。
公办租房私营租房如火如荼，公办租房同样不甘示弱。周朝时，各地的政务往来、商务流通不断增长，官办旅店应运而生。《周礼·地官·遗人》明确记载：“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里有候馆，候馆如积。”
规模不同，功能各有侧重。庐，相当于招待所，能够提供餐饮服务。宿，类似于酒店，既可以住宿，又能堆放货物。市，当然是用来交易的集市，其中还有招待政府官员的驿馆。庐、宿、市构成了不同规格的租房体系，各取所需，便捷可靠。
时代在进步，租房在变化。西汉时期，各地出资、专人负责的驻京办，别具风格。按照所在地规模不同，驻京办分为郡邸、国邸、县邸和夷蛮邸。前三者是为各地赴京官员、孝廉秀才、求宦士绅提供食宿，兼具凝聚人才的作用。夷蛮邸主要针对外国使者和商人，有涉外酒店的赶脚。东汉中期，众多郡邸集中一处，民间谓之“百郡邸”。
公租房，早在北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当时，成立了“店宅务”，专门从事公租房建设、租赁、管理和维修。真宗天禧年间，店宅务在汴梁左右厢兴建了间公租房，至仁宗天圣年间，公租房增加到间，宋神宗在位期间，不仅增建公租平房间，还新建宅子所。为了调控租房市场，朝廷屡次出台减租政策。宣和七年（年），宋徽宗就曾下令汴梁的公屋私产租金一律降十分之二，以此缓解民众的租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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