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年，刘宋孝武帝大明八年，萧衍出生于建康秣陵县同夏里三桥宅。萧衍的父亲萧顺之是南齐开国君主萧道成的族弟，二人自幼一起长大。萧衍16岁时，他的族叔萧道成逼迫刘宋最后一任皇帝刘准禅位，建立南齐政权。萧衍之父萧顺之一路辅佐萧道成，后被封为临湘县侯。虽然萧衍的家族南兰陵萧氏并非高门，齐高帝萧道成也常以素族自称，可从萧衍的少年时代开始，整个萧氏家族的地位已经从南迁寒门摇身成为皇室贵戚。
萧衍是南北朝君主里为数不多的文武全才，从转投萧鸾到雍州起兵都展现出萧衍在政治、军事层面的不凡水平。而在文的方面，生长于优渥环境下的萧衍自幼便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萧衍在《会三教诗》中提到自己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萧衍不仅掌握儒家讲求的六艺
还通晓阴阳、纬候、卜筮、占决、草隶、尺牍、骑射。
公元年，南齐永明元年，时年20岁的萧衍第一次步入仕途，任卫将军东阁祭酒。短短一个月后，萧衍便凭借过人的才学进入晋陵王萧子良的府上。时任护军将军兼司徒的萧子良
此时正总揽天下才俊形成自己的文学政治团体，范云、沈约、谢朓、王融与萧衍等八人逐渐成为萧子良身边的核心人物，号为竟陵八友。在此期间萧衍产出了大量诗作，其中最有名的便是《东飞伯劳歌》，成语劳燕双飞，正是出自这首诗。
除此之外，萧衍在围棋书法领域也颇有建树，萧衍的一生在儒道经学方面造诣深厚，著有《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老子讲疏》等二百余卷。
在史学方面，萧衍还主持编撰《通史》六百卷，并自信的说道：“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可惜萧衍的这部得意之作在宋朝时失传。
佛道宗教方面，萧炎有《涅槃》《大品》《净名》《三慧》等著作，还多次前往佛寺为僧俗两界讲授经文，萧衍将儒家的礼道家的无和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结合在一起，提出了三教同源说。
按理来说，以萧衍这样的个人才学，无论是放在南北朝，还是整个中国古代的皇帝中都能名列前茅，可文武精通学贯三教的他最终留给世人印象最深的却是佞佛的形象。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便成为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然而从东汉末年到两晋十六国长达二百多年的社会动乱使儒学的发展陷入困局，频繁的战乱与政权更替使人们在思想层面上再一次经历了礼崩乐坏的大冲击，旧有的东汉儒学所构建起的社会伦理已然崩塌，新的秩序却迟迟没有出现。社会信仰的缺失致使世家大族沉迷享乐，对国家理想毫不在意。而皇帝提升寒门掌机要后，却发现没有了世家门第的制约，寒门氏族在各个政治派别间反复横跳更显自如，酿成新一轮的社会动乱。因此随着南朝建立中央皇权逐渐加强，重塑社会信仰也成为刘宋萧齐政权不断努力的方向，但受限于内乱丛生的政治格局，刘宋萧齐的儒学复兴政策，往往流于形势，不久荒废。
至萧衍建立南梁政权，萧衍凭借个人深厚的儒学素养，设置五馆建立国学，还多次亲自为学子讲授儒家经典，萧梁因此成为南梁儒学发展之最，涌现出众多儒学大才。但萧衍的计划远远不仅于此，他深知仅凭复兴儒学根本无法解决南朝的困局，而在世俗中逐渐展现影响力的道教佛教成为萧衍心中塑造新秩序，维护自身统治的两味良药。萧衍出生在信奉道教的家庭中，从其父之名萧顺之，萧衍小字炼儿都能印证，后来萧衍进入竟陵王府上，受到笃信佛教的萧子良影响，进而开始接触佛教。
公元年，南梁天监三年，萧衍颁布《舍事李老道法诏》，宣布自己从此皈依佛教。但事实上，此后的萧衍，不仅没有因为改信佛教而放弃道教，更没有舍弃儒学。萧衍之所以高调宣称自己投身佛教是因为相比于在南朝，依然根深蒂固的道教和残血还在恢复的儒学，扶持外来且方兴未艾的佛教，对他更为有利。作为外来宗教，佛教在江南的传播与流行，很大程度上依靠于世家贵族的推崇，因此当皇帝成为新的引领者时，萧衍便能很快掌握在佛教中的话语权。其次佛教教义中生死轮回和因果报应等思想，更能为萧衍带来社会安定，维护统治的深远效果，因此佛教成为萧衍融合儒佛道，三股思想的切入口，萧衍开始不遗余力的倡导佛教。
公元年，南梁天监十八年，萧衍在无碍殿亲受菩萨戒，从此有了皇帝菩萨的称号。此后数十年间，萧衍完全以佛教修行者的要求约束自己，同时也通过自己的权利改造佛教，比如人们熟知的僧尼不许吃肉的禁令，便是从萧衍时代开始。但与其说萧衍皈依佛教，不如说萧衍利用了佛教，萧衍的大计划是力图构建出以儒学为基础、道教为羽翼、佛教为主体的新的社会信仰，以此来消弥南朝社会的种种矛盾，稳定自己的统治。而这三教间被萧衍放大利用之处，分别是儒家的礼法伦常、道教的不争与追求自我羽化登仙、佛教的忍耐修行期待来世，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安于现状。萧衍是个聪明的皇帝，将三教中有利于统治的地方加以融合，而对三教中，尤其是佛道之间已经持续了近百年的争论，萧衍则提出三教同源说，试图消除佛道之间的冲突，一切向维护统治看齐。
公元年，南梁天监五年，皇帝萧衍下诏凡诸郡国旧族邦内无在朝位者，选官搜括使郡有一人，世家门阀在政治上的衰败是历史的必然，他们在生而富贵拜官封爵的环境下，沉迷享乐无心进取，已然失去了产出才俊的根基。因此从出身民间的刘裕建立刘宋政权起，逐渐出现了寒门掌机要的局面。东晋以来，树大根深架空皇权的世家大族不断受到打压，皇帝通过提升士族寒门和宗室的权力进而加强皇权，而如今萧衍重新扶持世家高门似乎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实则在当时随着寒门士族的权力崛起，实现权力跃迁的他们，会通过篡改谱牒的方式将自己打造成高门出身。
这便引起了一向以自己出身为荣的士族高门强烈不满，而士族高门虽然在政治上不断被打压，但他们享受的各种优厚待遇特权一直没有改变。因此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他们仍然保持着较大的影响力，大至皇帝禅让，小到地方新官赴任，仍需要得到世家高门的支持来装点门面。因此寒门才会想成为高门。而高门对此怀有强烈的排斥，致使这一时期，从朝堂政治到地方经济士族阶层内部，高门与寒门的冲突不断加剧。
南齐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于是推行检籍，重新厘定高门与寒门之间的界限，但结果以失败告终，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萧衍登基后，立即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调和统治阶级内部士族高门和寒门之间的矛盾，萧衍因此才颁布了这道诏命，彰显他对高门地位的认可和优待。但这样一来，朝廷需要授予士族高门的官职需求越来越多，萧衍便将百官九品重新划分为
文臣九品十八班，武将十品二十四班，还将境内各州拆解设立新州郡，用以安顿这些高门子弟。
至公元年南梁大同六年时，南梁境内已多达州，萧衍通过这些方式让传统的世家高门体现出了自己的优越感，使他们成为南梁政权的忠实拥趸。不过萧衍内心也清楚，这时的士族高门在腐朽糜烂的生活中，长期脱离实际，已经失去了治理国家的能力，因此在将高门扶持到高官显位后，萧衍还提升有真才实学的士族寒门，掌握朝中实权。同时通过五馆开启了寒门庶族的上升途径。萧衍通过两手抓的方式，协调了士族高门与寒门之间的关系，使之共同支持萧梁政权，形成了政权内部表里兼顾的统治模式。
除了上述着重讲述的在政治思想领域所推行的政策外，萧衍在经济方面也实施了铸造铁钱、劝课农桑、开禁山泽、减免“三调”等政策，都在短时间内取得了较为正向的效果。南梁在萧衍的治下，边疆无大患内朝无动乱，百姓安定文化繁荣，士子百官重儒、倡礼、尚文、私学、家学之风盛行，士人的学识素养既高于东晋、宋齐，更遥遥领先于当时的北方。
以至于高欢都担忧的说道：“江东复有吴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魏征在《梁书》中感叹道南梁文化繁荣“济济焉，洋洋焉。魏晋以来未有若斯之盛。”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称赞其“梁氏享国五十年，天下且小康焉。”
可如果真的如此，萧衍似乎马上就能终结乱世，从此走上“帝生”巅峰，但当人们细细观看萧衍身上，这名为盛世的皇帝新衣时，才从经纬交织间看出字来，满处写着两个字——吃人。铸造铁钱所引起的经济混乱在往期内容中已经提及，所谓的开禁山泽减免“三调”，最终也沦为士族阶层盘剥百姓的工具，众多的新州设立大量的高门官员到任，他们全无治国之才，却有数不清的贪赃敛财之术。不要认为寒门就是正义，他们也是士族地主，一旦得势甚至贪墨尤甚，萧衍的宠臣寒门出身的朱异，居中枢三十余载，所获资产巨亿，连侯景都一起坑。最终萧衍安抚高门重用寒门的手段没能彻底解决问题，只是暂缓了二者之间的矛盾，到了后期矛盾再次爆发，士族高门怨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最后，萧衍引以为傲的宗教成就也开始崩盘。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南梁境内一所接一所更大的寺庙拔地而起，一座又一座更加奢华的佛像金身，注视人间。据《舆地图》记载，南梁末年时，仅建康城的佛寺就有七百余所，萧衍从对佛教的倡导利用，逐渐深陷痴迷与狂热之中，晚年二十二年间，萧衍先后四次舍身同泰寺，所谓舍身便是将自己舍给寺庙为奴，充作杂役。有人说萧衍的舍身是借佛寺之手
削弱世家财富，达到收拢资产的目的。但实际上，此时的萧衍奸佛已经从早期的有意利用，转化为本能的无意识行为。
高达数十亿的社会财富，在宗教活动中被消耗，百官赎金也进入寺庙手中，佛寺在萧衍的资助下，拥有了大量的土地钱财。而底层百姓，在士族官员宗室的联合压迫下，社会物价飞涨，加上种种苛捐杂税，民众无以为继只得放弃土地，或假借僧籍或投身寺庙田产成为荫户，致使朝廷户口流失财税不济。可与此同时，南梁兴建的佛寺还在扩大，州郡需要养，活的官员还在增加。这一切由恶性循环，到需要向百姓征收更重的赋税，直到就连佛法道法，孔孟周礼都消解不了的矛盾，彻底爆发。
公元年南梁益州爆发起义，公元年宣城郡爆发起义
公元年年年，交州李贲，安城郡刘敬躬，巴山郡王勤宗，各地民间起义此起彼伏。但萧衍对此，却依旧沉迷于自己所构建的政治融合、经济爱民、思想三教并用的美梦之中。
公元年，散骑常侍贺琛上奏萧衍四条，指出官员盘剥百姓贪墨成风，天下户口逃亡严重，上层士族奢靡无度，朝廷大兴土木财政匮乏。可当萧衍看到上疏时，瞬间暴跳如雷，当即召主书上前口述给贺琛回复。萧衍之所以如此暴跳如雷，主要原因还是贺琛所言四条跟萧衍心中自己的天下相差太大，萧衍是个好皇帝，但这个好仅是局限于他自己身上，萧衍不仅博学多识，在皇帝的位置上也十分敬业，即便在寒冬时节里，仍然会四更起床处理政务，哪怕手被冻伤也毫不懈怠。
皈依佛教后，萧衍不近女色不饮酒不听音乐，每天一餐过午不食，一床被盖两年一顶帽子戴三年，可偏偏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国之君，却只感动了自己。萧衍常单方面认为只要自己足够勤俭，天下人就都能受到感化，整个社会风气就会趋于大同，他吸取前朝的历史教训，对宗室子弟尤为宽容，纵使犯下谋反叛国的罪行也，全无性命之忧，萧衍同样认为他对宗室的袒护，一定能换来亲族和睦兄友弟恭。更自以为，他聪明的政治经济思想三管齐下会让天下太平，会让自己的地位无可撼动。当今天的我们骤然读至萧衍说出“一根短棍便能收拾侯”时，我们无不笑他自大，可换作萧衍的视角，自己统治南梁47年，修养功德权利无不至尊，一只来自北方的丧家之犬又何足挂齿，可结果是萧衍栽了。南朝看似鼎盛却千疮百孔的皇帝新衣也一把被侯景撕碎，进而产生连锁反应，使南北三国之间的微妙平衡就此打破，大一统的曙光再次降临华夏大地。
在明白了萧衍推崇佛教的根本目的后，我们再回看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萧衍与达摩之间的这段对话。公元年，印度高僧达摩由海路抵达广州，进入中国境内，随后被引荐给梁武帝萧衍，萧衍问：
如何是圣谛第一义。
廓然无圣。
对朕者谁。
不识。
朕自登九五以来，度人造寺，写经造像，有何功德？
无功德。
何以无功德？
此事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善因，非是实相
如何是实。功德，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达摩是对佛法的追求与解答，萧衍是对统治公绩的沾沾自喜，二人出发点不同，看到的结果自然也不同。这场跨服聊天最终不欢而散，不久达摩前往北魏，后来成为禅宗祖师。
而回到萧衍本身，我们应当予以他客观的历史评价，在他统治下的南梁，曾一改此前南朝的颓势达到文化、鼎盛社会繁荣的风貌，更让身处乱世的百姓，获得了40余年的太平。这是萧衍值得肯定的历史功绩。可萧衍从执政的后半期开始，他早年推行的各项政策，便逐渐暴露治标不治本的致命短板而。
此时的他却已经由倡导佛教陷入佞佛，常年醉心讲学而倦怠朝政，听惯了阿谀奉承之言，对刺耳的批评甚至亲自下场逐条反驳。政策失效主君失位，萧梁国势由盛转衰，可这些都归咎于萧衍一人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当我们将视角，抬升到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南朝这个时代抛给萧衍的是在政治上世家高门的衰落与寒门士人逐渐崛起，二者之间尖锐的矛盾是在经济上，世家门阀依然掌控着经济的命脉，朝廷手中的钱与人频频告急，社会生产力依然被束缚。
而在思想层面，百姓深受宋齐末年战乱之苦久矣，急需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休养生息。面对这些问题，萧衍采取了缓和统治接近内部矛盾，选择了利用宗教来巩固政权，却始终没能打破旧有的经济政治格局，一切只是在旧版本上打补丁，直至侯景这个突然因素的出现，提早终结了南朝的命运，这可以说是萧衍的局限性，也是时代的局限性。于是历史的车轮轰然碾碎，萧衍的美梦继续向前，传统的史学官常将王朝的兴盛与覆灭归功或归咎于一人身上，却忽视了推动这个时代的史与运与历史发展向前的根本动力，正是来自人民群众。
人民在经历百年战乱所产生的迫切需求使得统治者需要不断拿出新的方案来应对，而萧衍的失败，则是南朝在探索乱世出路过程中的又一次试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