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全部是纪传体，自司马迁《史记》创设纪、志、表、传的体例后，成为修纂正史的模板。“志”是反映历代典章制度、经济文化、天文地理、风俗舆服等内容极其重要的表现形式。“志”是正史中特别重要的内容，是中国古代的专门史，可视为史学之精华。在二十四史中，《三国志》《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无“志”。各部正史的专志情况如下：
《史记》有八书：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货殖列传”实际上是专志内容，也就是其他史书的“食货志”部分，和“平准书”同是非常珍贵的经济史资料。在其他各类列传中也包含着各种专志的内容。
《汉书》有十志：律历志、礼乐志、刑法志、食货志、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沟洫志、艺文志。《汉书》在专志设置方面有很多创新。“刑法志”就是法律史，“食货志”就是经济史。根据中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刘歆《七略》的分类方法，创立“艺文志”，开史书设立“书籍志”门类的先河。以后的史书，大多设立有“经籍志”或“艺文志”，完整地收录一朝一代的书籍目录，对于后人研究学术、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创设“地理志”之后，后代正史都设有“州郡志”“地形志”“郡县志”“地理志”等。
《后汉书》有八志（三十卷）：律历志、礼仪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国志、百官制、舆服制。此书无“食货志”“艺文志”。
《三国志》无“志”，导致当时的很多重要史实缺载。三国时期的典章制度，只有上查《后汉书》，下查《晋书》《宋书》诸志。
《晋书》有十志（三十卷）：天文志、地理志、律历、礼志、乐志、职官志、舆服志、食货志、五行志、刑法志。系统地论述有晋一朝典章制度的重要史事及其发展过程。它的内容并不限于两晋，上溯到曹魏，甚至东汉，从而弥补了《三国志》无“志”的缺陷。《晋书》“食货志”份量不足，在其他列传中提到的力役制度、水利建设、纺织业的发展、商业的发展等内容，没有总结。“九品中正制”是晋朝沿袭曹魏的一项重要职官制度，“职官制”也没有记载。
《宋书》有八志（三十卷）：律历志、礼志、乐志、天文志、符瑞志、五行志、州郡志、百官志。多在何承天、徐爰国史旧志的基础上经过多年补缀而成。无食货、刑法、艺文等志。
《南齐书》有八志（十一卷）：礼志、乐志、天文志、州郡志、百官志、舆服志、祥瑞志、五行志。人物列传中的文学类体现了未单独设立的“艺文志”内容，反映了文学史、科学史方面的情况，将文章体裁归纳为三体，介绍了宋齐时文学的发展。在“祖冲之传”中记载了《大明历》和指南车、千里船、水碓磨等，和“天文志”“五行志”一样，都是我国科技史的宝贵文献。
唐朝贞观年间所修的《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均无“志”。陈寅恪说：“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可见梁、陈之典制，对于南北朝时期殊属重要。虽有后来《隋书》十志之补，但还是不如一朝记载切实。《梁书》的纪传中记载的资料，可以了解一些当时的制度状况，如涉及户口减落是因为逃亡所致，在“王僧孺传”中涉及海外贸易内容（南海郡“郡常有高涼生口及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梁代目录书盛行，如阮孝绪的《七录》，是很好的目录书，但在《梁书》中记载很少。
贞观三年（年）开始续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另外《魏书》较为详备不再复修），原计划要为各史重新编写十篇志（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记述梁、陈、齐、周、隋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典章制度，名为《五代史志》。从贞观十五年（年）开始，由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敬播等负责撰写，令狐德棻监修，高宗永徽三年（年）改由长孙无忌监修，至高宗显庆元年（年）结束，历十五年，编志共三十卷。这些志与五部书籍合编时，全部附在《隋书》之后，故又称为《隋书志》。李延寿在《北史·序传》中说到《五代史志》就称为“隋书十志”。
《魏书》有十志（二十卷）：天象志、地形志、律历志、礼志、乐志、食货志、刑罚志、灵征志、官氏志、释老志。“食货志”记载了相当丰富的北魏社会经济史料，特别是北魏太和九年（年）的均田令和与之相关的三长制及租调制，是研究北魏及其后三百年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本材料。《魏书》是南北朝时期的八部正史中除《隋书》以外唯一有“食货志”的一部史书，是了解北魏时期社会经济史的唯一原始史料。《魏书》的“志”，有大量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创设的“释老志”“官氏志”，是对纪传体史书体例的创新与发展。“释”指佛教，“老”指道教，“释老志”就是宗教志。
《隋书》有十志（三十卷）：礼仪志、音乐志、律历志、天文志、五行志、食货志、刑法志、百官志、地理志、经籍志。记述陈、陈、北齐、北周、隋五个朝代的典章制度。每志都从梁到隋各述其沿革，每志中的每一小类内容，也是逐朝介绍，而隋朝部分明显详于前四朝。《隋书·经籍志》首创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记录典籍，是继《汉书·艺文志》之后的第二部史志目录。《隋书·经籍志》将甲乙丙丁改成经史子集，更直截了当，后附佛道卷数。它正式将四部分类法确定下来，直到清朝人编《四库全书》时仍用其法，现在一些大型图书馆的善本部、古籍部还用四部分类。四部下又有小类，使“经籍志”体系详明。其每类的志、序皆叙述这类书的学术源流，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
《南史》作者李延寿因参与修“隋书十志”，不再单独写“志”，但在帝王本纪和人物列传中也新增有“志”的内容。如南朝官制存在“典签”一官，《南史》记载了其渊源、职掌、性质。还有史学、文学、南朝郎官制度演变、租税制度、徭役制度等内容。
《旧唐书》有十一志（三十卷）：礼仪志、音乐志、历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职官志、舆服志、经籍志、食货志、刑法志。十一志中保存了内容丰当丰富的中国科技史资料。如“历志”和“天文志”里，有著名天文历法家李淳风和僧一行制定的《麟德历》和《大衍历》的比较完整的内容。“礼仪志”系统描写了唐朝的礼仪制度，参照《通典》的郊天、明堂、封禅、社稷、宗庙、祫禘、五服等项分卷记述，记玄宗及玄宗以前礼仪颇详。“音乐志”记录了唐代各种乐舞的乐名、特征及其不同的用途，记录了西凉乐、高丽乐、百济乐、扶南乐、天竺乐、骠国乐、高昌乐、龟兹乐、疏勒乐、康国乐、安国乐、北狄乐等周边各族乐舞的特征、传入情况。“职官志”不少文字直接录自《唐六典》。“食货志”记述唐代赋税、货币、盐铁税、漕运、粮食储藏，以及茶税、酒税等杂税的制度和沿革，是考察唐代经济情况的重要资料。“刑法志”基本是一篇唐代修定刑律的编年记录。
《新唐书》有十三志（五十卷）：礼乐志、仪卫志、车服志、历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选举志、百官志、兵制、食货志、刑法志、艺文志。新创设了“仪卫志”“选举志”“兵志”，并被《宋史》以后诸史所沿袭。《新唐书》的“志”保存了大量的史料。“食货志”“地理志”“天文志”“历志”“艺文志”的内容均比《旧唐书》增加很多。其中记载了唐代流行的七种历法，特别可贵的是记载了在历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衍历》的《历议》（即历法理论），反映了唐代历法理论的水平和发展高度。
《旧五代史》有十志（十二卷）：天文志、历志、五行志、礼志、乐志、食货志、刑法志、选举志、职官志、郡县志。“选举志”是受《通典》启发而设，在正史编撰中属于首创。各类志内容排列基本上依梁、唐、晋、汉、周的时间为序，是对五代各朝典章制度的通论。
《新五代史》只有两考（三卷）：司天考、职方考。“考”即是“志”。
《宋史》有十五志（一百六十二卷）：天文志、五行志、律历志、地理志、河渠志、礼志、乐志、仪卫志、舆服志、选举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艺文志。
《辽史》有十志（三十二卷）：营卫志、兵卫志、地理志、历象志、百官志、礼志、乐志、仪卫志、食货志、刑法志。“兵卫志”记载中央军队、地方军队、边防军、正规军、乡军、部族军、亲军等。“营卫志”为首创，保存了契丹早期的翰鲁朵（宫帐）、捺钵（行营）及部族的组织与历史等重要史料。记叙了辽朝以军事为主，以军事与畋猎相结合的社会组织的形成，以及部族的分布。“百官志”分“北面”“南面”两个主目，记载了辽朝的中央和地方官僚机构的设置、职官制度、官员品秩、封爵等内容。分记北、南官制，在内容上都有自己的特色，是研究契丹王朝的重要资料。“仪卫志”舆服内容分为“国舆”和“汉舆”，“国服”与“汉服”，仪仗分为“国仗”“渤海仗”“汉仗”等，反映了鲜明的辽代社会的民族特点。
《金史》有十四志（三十九卷）：天文志、历志、五行志、地理志、河渠志、礼志、乐志、仪卫志、舆服志、兵志、刑志、食货志、选举志、百官志。
《元史》有十三志（五十八卷）：天文志、五行志、历志、地理志、河渠志、礼乐志、祭祀志、舆服志、选举志、百官制、食货志、兵志、刑法志。
《明史》有十五志（七十五卷）：天文志、五行志、历志、地理志、礼志、乐志、仪卫志、舆服志、选举志、职官志、食货志、河渠志、兵志、刑法志、艺文志。
前期的正史修纂者，限于时间和精力，加上当时社会分工不细，无法也没有必要将所有专志内容进行细分和归纳总结，只能将一般的专志内容体现在本纪、列传等部分，以人物为经，以事件为纬，串联着更多丰富的内容。专业史研究的很多事项，除专志部分外，还可以在本纪和人物列传中进一步探索寻找。
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历朝保存史料的完备，加上修史经验日趋丰富，中后期的正史修纂者对“志”的认识进一步提高，也有了更好的条件来编纂“志”的内容。因此，二十四史后期的史书中，“志”的种类逐渐更加完善，专志的内容也更加丰富，为后世的专项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资料来源。
由于正史内容包罗万象，对各类专志资料只能择其重点而汇录，不能完整反映所在朝代的情况。而且专志内容的收集归纳整理专业性强，比撰写本纪（实际就是帝王大事记）、人物列传（相当于个人档案整理）难度更大。只有李淳风一类的专业人员，在修史中负责撰写熟悉的天文历法志，才会得心应手。非专业人员修史和撰写专志，很难获得成效。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很多人看到了专志的价值，开始出现“三通”为代表的专志编纂，这是对正史专志的有效补充，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到清朝时数量达到“十通”，这是专志系列的发展壮大之路。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专志（专史）的学术研究更加深入细致广泛，专志（专史）的发展出现更加繁荣的局面。如中国经济史一类已成高门大户；文化、文艺之类更是渊源流长、经久不衰；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技史》，仅“科技”一门即成煌煌巨著。众多的高校出版了庞大的专史著作，仅武汉大学出版社即已出版数十本高质量的专史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