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二十讲（第2版）
刘后滨、李晓菊主编
ISBN：-7---4
订价：45.00
出书日期：-11-15
行将上市
汗青学在大学通识教学中有着相当紧急的名望。《资治通鉴》做为华夏保守史学最具代表性的典范史著之一,不只是大学通识教学的最好读本,也是各界人士相识华夏保守文明、吸取汗青聪明的重枢纽梁。本书选编了《资治通鉴》中相关华夏古代汗青进展几何宏大题目的纪录,旨在遍及汗青常识的同时,通过对原典的进修与思索,使门生的自决进修才能、文件赏玩才能取得真实的磨练与升高。
本书为华夏群众大学汗青学院承当的通识教学大教室课程“《资治通鉴》选讲”的试用讲义,由华夏群众大学汗青系华夏古代史专科和汗青文件学专科部份教员编写。
做为一部通识教学讲义,曾经接连在华夏群众大学开设的“《资治通鉴》选讲”的教室上试用。针对教化中碰到的题目以及选课门生对讲义实质及讲课方法的反应意见,咱们停止了屡次大幅度的订正,勉力适应通识教学课程的特性,知足非汗青专科读者赏玩华夏古代典范史著的需求。
最受人大门生迎接的校选课之一《资治通鉴》二十讲的配套讲义。
一册能够随身带领的人台甫师教室。
所谓汗青价格,容易地说,即是能够扶助人们相识汗青、相识汗青。如前所述，《资治通鉴》编辑心思明晰、编辑绳尺精细、体例实质独具特性,于是具备极高的汗青价格。它不只能以扶助人们相识汗青、相识汗青，更有助于人们鉴古知今，取得汗青智识。钱穆曾论及“汗青智识”与“汗青材料”之不同。他说：我民族国度过去整个之行动，是为汗青。其经纪录传达以迄今者，只能谓是汗青的材料，而非吾侪本日所需汗青的智识。……人欲求汗青智识，必此后人所传史猜中觅取。……惟借以前乃可相识此刻，亦惟对此刻有真实之相识，乃能对此刻有真实之革新。做为我国最好的“汗青材料”之一，《资治通鉴》的汗青价格要紧呈此刻贯穿古今的编辑体例、以政事史为核心的编辑实质、以史为鉴的编辑心思和史论连合的编辑特性。
1贯穿古今，会通查看。
北宋初年,华夏历代纪传体正史从《史记》到《旧五代史》已有十七部之多十七部正史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旧五代史》。（陈光崇.通鉴新论.沈阳:辽宁教学出书社,：），况且纪传体汗青由纪、传、表、志等不同部份孕育，在记事上存在着“同为一事,分在数篇、“编次同类,不求年头”等题目,给人们读史、治史带来很大艰难。前文提到，嘉祐年间，司马光曾对刘恕说:“《春秋》此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位积年莫能竟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致,讨厌趋易,行将泯绝。”看来,编辑一部精练概略、贯穿古今的纪年体通史，以替代实质繁富的十七史,真实是光阴的需求。司马光适应这类需求,用了快要20年的光阴,毕竟告竣了这一巨大的劳动。
《资治通鉴》是一部品质空前的纪年体大通史。它上起战国，下至五代，系统地敷陈了高低年的汗青，在体例上贯穿古今、时序显然，在编辑上广征博采、精细校正，一律历朝正史,熔铸一家品格,“叙之井井,不漏不烦”,不只很好地处置了往常正史“同为一事，分在数篇”的题目，况且更为紧急的是，对“同为一事，分载数书”的状况下了极大的提炼、调整时刻，能够做到一书在手,历代大事包含个中，盛衰得失会聚当前,这是往常任何一部史著都无奈比较的。清张之洞说:“若欲报告历朝局势,莫如《资治通鉴》及《续通鉴》。”梁启超说:“司马温公《通鉴》,亦乾坤一大文也。其构造之宏大,其取材之丰赡,使昆裔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底本,所致今未有能逾之者焉。”
2资治：以政事史为核心。
华夏古代史学的一个紧急保守即是，着重政事史，着重从国度政事盛衰的角度来梳理、把握汗青进展的头绪，查看、归纳历代王朝的治乱盛衰及其阅历阅历。早在给英宗的奏疏中，司马光就明晰解说了《通鉴》的编辑意旨和取材绳尺:“凡关国度之盛衰,系生民之喜忧,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纪年一书”,“其他浮冗之文,悉删去不载,庶几听览不劳,而闻见甚博”。看来,《通鉴》首先是一部政事史著做，个中央意旨在于“资治”，为帝王治国、为君归纳阅历阅历、供给汗青模仿。恰是由于这个道理,司马光生前就曾在经筵上亲身为皇帝讲读《资治通鉴》,此后历代管辖者也都把它做为紧急的汗青讲义。做为一部政事史著做，《通鉴》在实质上有如下特性：
第一，着重纪录汗青上治乱盛衰的奇迹,对历代紧急的政事举措、紧急政事人物的奇迹言行都详加记叙,令人看到一个王朝怎么一步步兴盛,又怎么一步步走向灭亡。为了真实地涌现汗青,从正反两方面吸取阅历阅历,《通鉴》做到了善恶必书,既纪录如汉之文、景以及唐太宗等汗青上的贤明君主,也纪录了百般昏君恶主;既纪录汗青上的闻名首相、谏官,也纪录了良多欺君害政、病国殃民的忠臣和赃官贪吏,揭破汗青上惊人的政事晦暗与衰败,用以启示当世的君主和士人。从这一意义上也能够说，《通鉴》是一部古代政事的治乱盛衰史之做。
第二，洪量地写战斗，包含对外防备战斗、汉族与周边各民族的战斗、管辖团体内部争权夺利的战斗以及农人战斗。《通鉴》用良多篇幅写农人造反和农人战斗,如陈胜、吴广造反,黄巾造反,黄巢造反等,在记叙流程中,对汗青上的虐政管辖以及赃官贪吏对农人的凌虐盘剥都有所揭破。
第三，看重典章轨制的纪录，对前辈正史诸“志”中对于礼节、军事、科罚、职官、食货等方面的实质颇多采录,如西汉除肉刑、曹魏九品官人法、西晋罢州郡兵、北周创府兵制等等。
第四，看重经济民生，对地盘、钱粮、钱银等经济题目,对相干国计民生的大事和紧急的经济举措,通常都加以纪录。如三国曹品行屯田制、北魏均田制、唐朝租庸调法以及唐朝刘晏理财和杨炎创两税法等。值得仔细的是，《通鉴》于战斗、骚乱后的安慰民生、经济复原之举，格外仔细，每加记叙。如卷一百五十八梁武帝大同七年（）十仲春载：东魏丞相（高）欢以诸州调绢不照老式，民甚苦之，奏令悉以四十尺为匹。魏自丧乱以来，农商赋闲，六镇之民相帅内徙，就食齐、晋，欢因之以成霸业。东西分割，近年战斗，河南州郡鞠为茂草，公私困竭，民多饿死。欢命诸州滨河及津、梁皆置仓积谷以相转漕，供军旅，备饥荒，又于幽、瀛、沧、青四州傍海煮盐，军国之费，粗得周赡。至是，东方连岁大稔，谷斛至九钱，山东之民稍苏醒息矣。
其他，《通鉴》记事还展现出重经崇儒，着重文德教诲的特性。如《通鉴》较为详细地纪录了五代时代后唐的“九经印版”和后蜀毋昭裔捐资兴学、“且请板滞印九经”（卷二百九十一后周太祖广顺三年蒲月）的文教盛事。《通鉴》卷二百九十一后周太祖广顺三年（）载：“初，唐明宗之世，首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订正九经，板滞印卖，朝廷从之。（六月）丁巳，板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宣传甚广。”胡三省于此表扬说：“史言忠良之道是以不坠者，以其有方策之传也。”
《资治通鉴》尽管不载墨客,但对与国度政事、王朝盛衰有亲昵相干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方面的材料也多有波及。胡三省说:“温公做《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云尔。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舆,尤致其详。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云尔。”《资治通鉴》确实是一部实质格外丰厚的古代政事通史著做。
这边咱们也应仔细到史学家的政事心思和做史意旨会影响到汗青的选材与写稿，司马光保守的政事观和“资治”的编辑心思在《通鉴》对宏大题目的历汗青写中留住了显然的脚印。如对于商鞅变法的纪录，特别是商鞅就变法题目与否决派甘龙、杜挚等人的争辩,以《史记》与《通鉴》相对比，会发觉《史记》的实质比《通鉴》的详细良多;《史记》中所载商鞅“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乱世不一路,便国非法古”一类的变法舆情,《通鉴》中都弃而不取,从中吐显现司马光单方否决变法的政事偏向。再如《通鉴》对于唐高祖李渊建唐、唐太宗李世民带动“玄武门之变”杀兄夺位一段汗青的记叙，都展现出有违底细真象的曲笔包庇，“把李渊写成‘乱世’的忠臣，把李世民写成很有本领的孝子”，吐露其通过汗青编辑促进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之道，坚韧与保护宋朝管辖，为宋朝皇帝归纳汗青阅历的良苦用心。瞿蜕园在《通鉴选·序言》中就指出《通鉴》有两个最紧急的缺陷，一是“主观见地过于粘稠”，另一个是“过于鄙视墨客”，这两个方面的题目都与司马光的政事主见和编辑方针相关。于是，不论是读史，照样治史，都有须要“知人论世”，对汗青编辑者要有必然的相识，才干更好地舆解其著述。
3以史为鉴，史论连合。
《资治通鉴》之做，具备明晰的“以史为鉴”的方针，其史论连合的编辑方法是告竣“以史为鉴”的紧急路径。《通鉴》承袭了《左传》“正人曰”和《史记》论赞的保守，在会通古今、调整记叙年史事的同时，还以附论的时局，对汗青事变和人物停止谈论，褒贬告诫，讨论致治之道，波及良多紧急的政事题目，深入了史论的内在，加强了这部汗青巨著“资治”的意义。
《通鉴》共管附论篇，个中篇由司马光撰写，即“臣光曰”，此外97篇则节录孟子、荀子、贾谊、扬雄、班固、荀悦、范晔、陈寿、习凿齿、裴子野、沈约、傅子（傅玄）、李德裕、欧阳修等人的商量。《通鉴》“臣光曰”尽管响应了司马光的帝王核心论和“礼治”决议论的政事汗青观，但同时也蕴涵了司马光对于关乎经邦治国的宏大汗青题目的归纳、解析。综观《通鉴》一百多条“臣光曰”，绝大多半环绕“人君之德”和“致治之道”打开，如：帝王怎么应付谏诤；怎么处置人治与法治的相干；以甚么样的准则选官用人，是任人唯亲，照样知人善任；怎么崇俭戒奢，轻徭薄赋，与民安歇；怎么力戒高傲、怠政，慎终如初；怎么看重品格习惯教诲，建立物阜民丰的安宁社会；怎么安不忘危，防患于已然，对戚宦干政、“朋党”政事坚持高度鉴戒；怎么以礼治国，以礼治军，保护君君臣臣的政事次序；等等。个中不乏斗胆的攻讦与正当的商量，具备很强的实际针对性，也在必然水平上响应了新兴的宋朝劳学对宋朝史学的影响。如在那篇闻名的《论唐朝阉人之祸》的长篇史论中，司马光粗浅地解析了唐朝阉人擅权的道理。他说：东汉之衰，阉人最名傲慢，然皆假人主之权，依凭城社，以浊乱天下，未有能劫胁皇帝如制婴儿，废止在手，东西出其意，使皇帝畏之若乘虎狼而挟蛇虺如唐世者也。是以然者非他，汉不握兵，唐握兵故也。他从而梳理了唐朝阉人擅权的孕育流程，指出：但是阉人之祸，始于明皇，盛于肃、代，成于德宗，极于昭宗。《易》曰：“履霜坚冰至。”为国度者，防患已然，可失慎其始哉！对此，学者陶懋炳指出司马光本篇之论“有其针对性”。按照文件纪录（《宋史·阉人传》）和学者的探索（柴德赓《宋阉人插手军事考》），北宋开国此后，即曾用宦者监军统兵。庆历以降，阉人居边统兵者渐增，神宗熙宁、元丰时代，由于神宗的倚重和放荡，阉人气力更炽。哲宗朝尽管没有宦者主兵，但到了徽宗时代，阉人童贯、谭稹之辈皆握兵权，所受宠任、重用更过于熙、丰（童贯自西北监军到领枢密院事，掌兵权二十年，权比首相，势倾暂时），毕竟亡国。这解说，在司马光的光阴，宋朝政事中隐蔽着严峻的阉人干政的险情，“假使不是北宋末时局相持不下，则宋朝很有或许再涌现一次阉人之祸”。由此看来，司马光本篇之论蕴涵了粗浅的“以史为鉴”的意旨，也显示了他做为一位杰出史学家的政事猜测性。
《资治通鉴》自成书后,禁受了光阴的磨练,成为千古传达的史学名著,让生生世世的读者从中吸取社会人生的贵重聪明和无益的阅历阅历。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做事不够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昔人之是以得,鉴昔人之是以失,则求胜而败,渔利而害,此必定者也。”咱们即日进修《资治通鉴》,绝不限于胡氏之论；咱们既能够将通过史学家精细整治的、具备相当系统性和深度的汗青素材,袭用于对华夏古代社会政事、经济、法令、伦理等学科的探索和理论归纳,使之愈加精细，又能够以前辈的汗青和祖先的行动中,取得对现代社会、对本身愈加完备明晰的相识，更能够连合实际题目,从汗青的阅历阅历中解析、提炼无益的成份,使之表现出踊跃的模仿影响,如：看重品格习惯建立的“德治”心思，发起奖廉惩贪的吏治主见；看重国计民生，把国度的长治久安创设在群众生存宽裕、“家给人足”根本上的经济主见；强调“人心”在政事盛衰和社会进展中之紧急影响的心思；广开学塾，培植品学兼优能人的教学主见；否决迷信附会之说，发起求真求实的学术与政事主见；等等。
《诗经·高雅·荡》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宋神宗御制《资治通鉴序》即用此意定名《通鉴》。“鉴”者，镜也。东汉荀悦说：“正人有三鉴，鉴乎前，鉴乎人，鉴乎镜。”唐太宗曾对侍臣说：“夫以铜为镜，能够正衣冠；以古为镜，能够知荣枯；以人为镜，能够明得失。”《资治通鉴》是保守史学的精髓，是常观常新的社会汗青的宝鉴，假使咱们善加进修、操纵，其效必不只于知荣枯，亦能够正衣冠、明得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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