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科专家 https://jbk.39.net/yiyuanfengcai/ys_bjzkbdfyy/2840/酒可助兴，亦可排忧，还能壮胆，又能缓解疲劳、祛湿驱寒，且味道醇美、回味无穷。汉代人称酒为“天之美禄”（《汉书·食货志》），意为上天赐给人类的礼物。因其独特魅力，酒自诞生至今，一直在人类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纷争不已，社会动荡不安，人们朝不保夕。许多人深感生命短暂、世事无常，或饮酒消愁，或以酒放纵，或借酒避世。“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成为这一时期许多文人名士的共识。魏晋之际的“竹林七贤”正是此中典型。酒中“七贤”“竹林七贤”是魏晋名士的代表，包括阮籍、嵇康、刘伶、向秀、阮咸、山涛、王戎七人。“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任诞篇》）“七贤”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的对象，显然非酒莫属。七人好饮，能饮，尤以阮籍、刘伶、阮咸、山涛更甚。《晋书·阮籍传》载：“（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司马昭）初欲为武帝（司马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阮籍为避免卷入纷争，连醉六十天以躲避司马昭求结姻亲。又得知步兵厨营善酿酒，藏有美酒三百斛，因此求作步兵校尉一职，以方便饮用。“酒仙”刘伶经常携酒出游，走一路喝一路，让仆人扛着锄头跟随，吩咐“死便埋我”。自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五斗起步，一斛到位，不仅嗜酒如命，而且酒量惊人。阮咸的狂放不羁亦体现在饮酒方式上。他曾直接用大盆喝酒，有小猪过来抢酒也不驱逐，而是人畜共饮，当真与众不同。山涛酒量很大，且自控力极强，每次喝到八斗后便止杯不饮。司马炎想测试山涛酒量，“乃以酒八斗饮涛，而密益其酒，涛极本量而止”。文献中关于“竹林七贤”嗜酒好饮的记载，已经被考古出土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内容所证实。“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年出土于南京市西善桥宫山南朝墓，现藏南京博物院（图一）。壁画分为两个画面，分列墓室南北两壁，每幅画面均由一百五十余块模印画像砖拼砌而成。北壁由外向内依次为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南壁由外向内依次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人物之间以树木相隔，旁有榜题标注姓名。荣启期是春秋时期的高士，或因对称的需要而被嫁接其中，其余七人正是“竹林七贤”。八人皆席地而坐，弹琴饮酒，长啸沉思，神态各异。其中刘伶、阮籍、山涛、王戎或身前置酒，或手持酒杯，一幅酒至酣处、慵懒闲适的景象。图1.1：“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北壁）图1.2：“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南壁）酒量惊人六朝时人不仅好饮，而且酒量惊人。如前述山涛能饮酒八斗；刘伶自称“一饮一斛，五斗解酲”。东晋名臣周顗“在中朝时，能饮酒一石，及过江，虽日醉，每称无对”（《晋书·周顗传》）。刘宋吴兴太守沈文季“饮酒至五斗，妻王氏饮亦至三斗”（《南史·沈文季传》）。南齐都仓尚书孔稚珪“饮酒七八斗”（《南齐书·孔稚珪传》）；萧梁平西将军邓元起“性本能饮酒，至一斛不乱”（《梁书·邓元起传》）。陈后主“与其子弟日饮一石”（《南史·陈本纪下》）。斛、石、斗是古代容量单位，斛与石相同，一斛（石）等于十斗，一斗等于十升。六朝时的一升约相当于今天两百毫升，则一斗酒为两千毫升（两升），重约四斤。当时人饮酒动辄三斗（十二斤）、五斗（二十斤）、八斗（三十二斤）、一斛（四十斤），便是喝水也难到此量，酒量何止是惊人，简直是恐怖。众所周知，古往今来对于他人酒量的转述，从来都是虚虚实实，就高不就低。上述记载固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夸张成分，但也反映出当时酒精度数普遍偏低。中国古代的酒大致可分为三类，即自然发酵的果酒、谷物酿造酒和蒸馏酒。其中果酒和谷物酿造酒出现较早，酒精度数偏低。蒸馏酒是以蒸馏工艺制取的酒精度在四十度以上的酒，因可以点燃，故称烧酒（因透明无色亦称白酒）。蒸馏器虽然在东汉时已经出现，然而蒸馏酒的制造技术大约至元代方始盛行。六朝时期人们饮用的酒多为谷物酿造的液态发酵酒，受酿酒工艺的制约，很难超越现代黄酒的酒精度（十到十二度），大多度数偏低。形象一点对比，六朝时酒的酒精含量类似现在的啤酒或低度黄酒，在延长饮酒时间的情况下，一旦上下通透，喝下十数斤酒也就不难理解了。上述载入史册的能饮者，酒量“三斗”“五斗”“八斗”“一斛”不等，差异明显。这一方面源于当时度量衡标准不一，另外也跟酿酒工艺不同造成各地酒的品质和酒精度不同密切相关。各地名酒古人缺少精确的酒精测量方法，难以准确控制和标明酒的度数。酒的品质和度数不同，造成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人们的酒量“各有长短”。《齐民要术》中记述了九种酒曲和四十余种酒的制作方法，酿酒原料包括粟米、秫米（黏性的粟米）、黍米、糯米、粳米等。由于曲种、原料、处理方法和发酵工艺不同，酒的颜色、清浊、口感、浓薄以及酒精度等必然有所差异。六朝时期南方地区出产的名酒多径直以出产地域为名，如酃酒、苍梧酒、京口酒、乌程若下酒（箬下酒）、山阴甜酒等。酃酒出自长沙郡酃县（今湖南衡阳），以酃湖水酿成，故名酃酒。《水经·耒水注》：“（酃）县有酃湖，湖中有洲，洲上民居，彼人资以给酿，酒甚醇美，谓之酃酒，岁常贡之。”酃酒在孙吴西晋时期已经闻名于世。《初学记》卷二十六引张华《酃酒赋》说：“衡阳东有酃湖，醴酒甚美，即谓酃酒。”西晋左思《吴都赋》中曾提及“飞轻轩而酌绿酃”，则酃酒酒液大约是青绿色的。到南北朝时，酃酒仍被列为贡酒，足见其质量稳定，历久不衰。《齐民要术》卷七《笨曲并酒第六十六》中记载“作酃酒法”：“以九月中，取秫米一石六斗，炊作饭。以水一石，宿渍曲七斤。炊饭令冷，酘曲汁中。覆瓮多用荷、箬，令酒香。燥复易之。”苍梧酒产于岭南苍梧郡（今广西梧州），两汉时已名扬天下，桓谭《新论》曰“玄酒不如苍梧之醇。”刘熙《释名》卷四《释饮食》：“犹酒言宜城醪、苍梧清之属也。”可知苍梧酒流传之广。曹植《酒赋》重点提及宜城酒与苍梧酒两种佳酿，“其味有宜城醪醴，苍梧缥清”。昭明太子萧统《七契》曰：“古圣所珍，其酒则苍梧九酝，中山千日。”苍梧九酿酒和中山千日酒同为驰名美酒。京口酒产自江东京口（今江苏镇江）。东晋时期，京口为南迁侨民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朝廷在此以侨民为主体组建了强大的“北府兵”，四方汇聚的侨民可能也带来了不同的酿酒方法。桓温名言“京口酒可饮，兵可用”流传甚广。《舆地纪胜》卷七引《舆地志》云：“京口出酒，号曰京清。”京口酒同北府兵一起名扬天下。乌程若下酒产自会稽郡乌程县（今浙江湖州）。若下又作“箬下”，为乌程县内的一条水流，当地称为“若溪”，两岸人家以若溪水酿酒。若下酒起自秦汉，至魏晋南朝时期仍然驰名四方。《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四“湖州条”引《吴录》云：“乌程箬下酒有名。”又引《舆地志》：“村人取箬下水酿酒，醇美胜于云阳，俗称‘箬下酒’。”山阴甜酒产自会稽郡山阴县（今浙江绍兴）。梁元帝时常饮之，以缓解关节疼痛。“银瓯贮山阴甜酒，时复进之，以自宽痛。”（《颜氏家训·勉学篇》）《金楼子》卷六：“银瓯一枚，贮山阴甜酒。”既曰“甜酒”，口味当更偏甜。以上为见诸记载驰名天下的名酒，至于区域内自产自销，或庄园自酿自足，乃至普通百姓自家酿造的酒类，就更加数不胜数。这些产自各地、品种繁多的酒类，经各种酒具的盛装，成为当时宴席上的主角。饮酒器具酒自酿造到饮用，均需要放置在不同的酒器当中。作为物质载体的酒器，不仅印证了酒文化的发展历程，也有助于我们还原当时的造酒过程和饮酒场景。按照功能不同，可以将六朝时期的酒器分为贮酒器、盛酒器、分酒器和饮酒器。贮酒器：酿造和贮藏酒的大型容器，如瓮、缸等。《齐民要术》卷七详列作曲制酒的方法，多次提及瓮是当时的酿酒贮酒的主要器具。《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季夏六月，时暑赫晞，以瓮贮酒，暴于日中……”可知当时酿酒、贮酒的容器，以瓮一类的大型容器为主。此类器物在两汉时期偶有发现。如西汉中山王刘胜夫妇（满城汉墓）墓内出土三十三口大陶缸，出土时陶缸内壁仍有酒干后留下的痕迹，这些陶缸高六十六到七十六公分，部分缸上朱书“黍上尊酒十五石”“甘醪十五石”“黍酒十一石”“稻酒十一石”等（《满城汉墓发掘报告》）。密县打虎亭汉墓东耳室墓壁“酿酒备酒图”线刻画上栏的几案上摆着六个大酒瓮，亦为贮酒之器（《密县打虎亭汉墓》）。（图二）图2.1：满城汉墓出土陶缸图2.2：密县打虎亭一号墓东耳室线刻画“酿酒备酒图”盛酒器：日常盛装酒的容器，是贮酒酒瓮至饮酒酒席之间过渡的酒器。六朝时期常见的盛酒器有樽、扁壶、盘口壶、罐等。樽和扁壶在战国时已经出现，当时主要为漆器；六朝时期出现了青瓷樽和青瓷扁壶。樽是饮酒时不可缺少的盛酒器。《宋书·礼志一》：“元旦元会，设白虎樽于殿庭。樽上盖施白虎，若有能献直言者，则发此樽饮酒。”可见樽是正式场合的盛酒容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在描述理想中的田园生活时，特别强调：“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可知樽也是日常家庭盛酒器。盘口壶、罐则为六朝时期非常流行的青瓷容器，既能装水，亦可盛酒。（图三）图3.1：南京丁墙村出土孙吴青瓷带流罐图3.2：南京东晋温峤墓出土青瓷扁壶图3.3：南京西善桥贾东南朝墓出土青瓷盘口壶分酒器：酒席上分装酒水的器具。饮酒时，先将酒壶（瓶/罐/樽）等容器内的酒倒进分酒器内，通过分酒器倒（舀）进酒杯。目前考古出土资料所见的“分酒器”主要有带柄盆形器与附鋬带流罐两种。上述“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壁画图案中，阮籍、山涛、王戎身前均放置带柄盆形器盛酒，发掘者将其称为“瓢尊”。类似实物在东晋南朝墓葬经常出现，考古人员将这种带柄的盆形器称为“魁”。从器形特征看，“瓢尊”与“魁”应指同一类器型。出土的实物“魁”与“勺”通常以器物组合的形式在墓葬内出现。饮酒时，用“勺”将分酒器“魁”里的酒舀入耳杯，以便饮用。考古发现的六朝时期作为实用器的魁、勺多为青瓷质地，如东晋温峤墓内出土青瓷魁，江宁博物馆藏东晋墓出土的青瓷魁、勺等。此外，东晋南朝墓葬当中发现大量专供随葬用的陶质魁、勺，也是当时饮酒习俗的直观反映。壁画中阮籍、王戎身前的魁里还浮着一只小鸭子，类似“浮标”，提示剩余酒量的多寡。（图四）图4.1：江宁博物馆藏东晋青瓷魁、勺组合图4.2：南京郭家山东晋温峤墓出土青瓷魁图4.3：南京虎踞关东晋墓出土陶魁、陶勺另外一种分酒器为“附鋬带流罐”，“鋬”指把手，“流”指出水口。目前尚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这类器物在当时被用作酒具，然观其器形特征，完全符合现代“分酒器”的要求。饮酒时，手持罐柄，将酒直接倒入杯中，更加方便快捷。（图五）图5.1：南京高盖村东晋墓出土青瓷带流罐图5.2：南京华为基地南朝墓出土陶带流罐图5.3：镇江博物馆藏东晋青瓷带流罐饮酒器：六朝时期最为常见的酒杯形态非“耳杯”莫属。耳杯为口沿两侧置耳以便手握的椭圆形杯，是战国以来最为常用的饮酒器具。两汉时期的耳杯多为漆木器，三国时期青瓷耳杯开始出现。饮酒时，双手合鞠耳杯两侧，抬起耳杯，将酒送入口中，动作舒缓，姿势优雅。此外，瓷盏是东晋南朝时期常见的饮食器具，即能品茶，又能饮酒。（图六）图6.1：南京甘家巷西晋墓出土青瓷耳杯、盘图6.2：南京后头山南朝墓出土青瓷盏图6.3：南京上坊东晋墓出土漆耳杯另有少量珍奇罕见的酒具，如银碗、玻璃杯、鹦鹉螺杯等。《三国志·甘宁传》载魏吴濡须口大战时，孙吴大将甘宁曾以银碗盛酒赏赐敢死将士，以示激励。南京东晋王氏家族墓（M7）出土一只玻璃杯，杯身磨花，腹部装饰一周椭圆形纹饰。南京向山东晋王兴之夫妇合葬墓出土的鹦鹉螺杯，利用螺壳自然卷曲的形状，在螺壳外部包镶铜框，杯身两侧伸出类似耳杯的双耳，整体造型与用途与耳杯异曲同工。玻璃杯、鹦鹉螺杯在当时均属于奇珍异宝，能用此类宝物饮酒者，地位自然非同一般。（图七）图7.1：南京象山东晋墓出土玻璃杯图7.2：南京象山东晋王兴之墓出土鹦鹉螺杯以上所述饮酒方法，均为社会常态。任何时代都不乏不拘一格、率意而为者。今有“对瓶吹”“拎壶冲”，古有端盆畅饮。《晋书》卷四十九《阮咸传》记载阮咸与阮氏兄弟饮酒的场景，“诸阮皆饮酒，咸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杯觞斟酌，以大盆盛酒，圆坐相向，大酌更饮”。众人径直以大盆盛酒，省去了分酒器、舀酒勺和酒杯，饥渴狂放之形跃然纸上。两晋之际的毕卓曾畅想过这样一个场景：坐在一条装满酒的船上，船两头摆些下酒菜，右手酒杯，左手螃蟹，随波逐流……（《晋书·毕卓传》：“卓尝谓人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这恐怕也是很多好酒人士理想的生活状态吧。如今，不知不觉又到了秋风初凉、蟹膏已黄的季节……参考文献：朱大渭：《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王赛时：《中国酒史》，山东大学出版社，年。张景明、王燕卿：《中国饮食器具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王仁湘：《饮食与中国文化》，青岛出版社，年。董淑燕：《百情重觞——中国古代酒文化》，中国书店出版社，年。孙机：《我国谷物酒和蒸馏酒的起源》，《寻常的精致》，辽宁教育出版社，年。曾春海：《竹林七贤与酒》，《中州学刊》，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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