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时期，随着宫体诗的出现，给幕府文学发展带来了哪些改变？——首先，我们先从中大通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开始说起，当时晋安王萧纲被立为皇太子，同在这一年徐摛出为新安太守，在这中间几个月的时间里，宫体诗已经开始流行于京城，甚至引起了梁武帝的注意和不满，所以萧纲来到京城之前，必然已经形成了明显有别于京城文风的文学倾向。这种文学倾向就是诗风的宫体倾向，因为在雍州时期萧纲及其幕府文士的诗歌创作已经展示了这样的特质。
雍州对于萧纲影响甚大，在其宫体诗中充满着荆雍特色。刘祥在《州郡的突进：论萧梁地方藩府对京师文学场域的干预》中说：“萧纲在藩邸月夜清游、良宴赋诗、评论文史，独特的文学场域促成了文学的新变。而在成为太子后，受礼法所限，对京师生活有所不满，一再怀念雍州旧游。
上引《答张缵谢示集书》也是用“伊昔”开启对藩邸生活的回忆，均可见雍州时期对萧纲影响之深远。”
宫体诗的形成在雍州时期，萧纲的诗风已经成熟，在其周围已经形成了一个人文学集团。《梁书·庾肩吾传》记载：“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时肩吾与东海徐摛、吴郡陆杲、彭城刘遵、刘孝仪、仪弟孝威，同被赏接。”
《南史·庾肩吾传》记载：“在雍州被命与刘孝威、江伯摇、孔敬通、申子悦、徐防、徐摛、王囿、孔铄、鲍至等十人抄撰众籍，丰其果馔，号高斋学士。”在雍州幕府时期，在萧纲周围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士集团，宫体诗的核心人物庾肩吾和徐摛都在其中，除此之外，还有陆杲、刘遵、刘孝仪、刘孝威、江伯摇、孔敬通、申子悦、徐防、王囿、孔铄、鲍至。
这个文学集团也进行了宫体诗的文学创作，例如萧纲有一首和诗《和徐录事〈见内人卧具〉》，原唱为一位姓徐的录事参军，很可能就是徐摛，而且只有在晋安王时期，其僚佐才会有录事参军一职。萧纲的这首诗极力铺陈卧具的精美华丽，描写红帘轻帷的深处一位女子正端坐闺中缝制卧具，已经具备了宫体诗的特征。
由此可见，宫体诗形成于晋安王萧纲的雍州幕府是毫无疑问的，只是在中大通三年成为皇太子之后，将这种轻艳的诗风由地方流向京城，又由京城影响地方。我们必须承认，萧纲成为太子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如若不是萧统的突然去世以及萧衍国赖长君、放弃立嫡长孙的想法，萧纲都不可能成为太子。
萧纲的新变之诗是建立在前代诸王幕府文学集团群体诗歌创作的基础之上，是南朝诸王幕府文学集团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结出的硕果。因为中大通三年突然的政治变局，萧纲入主东宫，并成功将这种追求“吟咏情性”和“情灵摇荡”的诗风影响到京城及后世幕府之诗一变成为宫体诗，但是这宫体诗背后的幕府特色和荆雍特色，却不可磨灭。
宫体诗在产生之后，在萧纲入主东宫之后，并没有立刻产生广泛的影响。清水凯夫《梁代中期文坛考》认为：“从中大通三年到中大通六年期间，太子萧纲集团是脆弱的，不得不沉沦下去。”其核心成员徐陵在中大通三年被外放为新安太守，庾肩吾中大通四年任萧绎的平西录事参军。
归青《南朝宫体诗分期论》认为萧纲文学集团面对宫体诗在当时尚没有赢得足够的地位,还比较受轻视的局面，集中力量做了三件大事，一是联合萧绎的力量，对裴谢诗风发起攻击；二是编纂了《玉台新咏》；三是初步构建了宫体诗理论。宫体诗真正在梁代诗坛取得统治地位是在大同之后，正如《隋书·文学传》所云：“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
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可以说，在大同年间宫体诗由京城向地方传播的过程中，湘东王萧绎的幕府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萧纲的东宫和萧绎的幕府双峰并峙，共同将宫体诗推向了鼎盛的局面。
幕府的重要作用萧绎幕府通过人员往来和书信往返的交流方式，展开地方幕府与京城文学的互动，共同构建宫体诗的理论，共同开展宫体诗的创作实践，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人员交流上，庾肩吾在中大通四年由东宫通事舍人出为安西湘东王录事参军，正是萧纲立为太子的第二年，庾肩吾在萧绎府中历仕中录事参军、谘议参军之职，于大同年间才返回东宫任太子率更令。
庾信由东宫抄撰学士出为湘东国常侍，转任安南参军。徐陵在大同三年任镇西湘东王中记室参军。这三位文士都是萧纲宫东宫文学集团的中坚力量，充分说明了两个文学集团之间在人员交流上的密切，且都在中大通三年之后到大同年间出任湘东王萧绎幕府的官职，这个时间节点也很值得注意，恰恰是宫体诗亟需力量的时候，可见三人的任职不是偶然的现象，是萧纲和萧绎自觉地利用文士任职的交流，沟通两府的诗文创作的交流，从而实现宫体诗革故鼎新的目的。
在书信往来上，萧纲有《与湘东王书》《答湘东王书》《又答湘东王书》，其中《与湘东王书》是表达自己文学主张的一篇文章，清水凯夫认为：“《与湘东王书》是企图排斥‘古体派’及‘谢灵运派’的文体而扩大和发展‘宫体’。”
《与湘东王书》云：“文章未坠，必有英绝。领袖之者，非弟而谁？每欲论之，无可与语。思吾子建，一共商榷，辨兹清浊，使如泾渭，论兹月旦，类彼汝南，朱丹既定，雌黄有别。”萧纲面对重新树立京城文体的问题，抬高湘东王萧绎的文学地位，继而笼络湘东王萧绎与自己共同努力，构建一种崭新的健康的诗风。
萧纲和萧绎之诗最多，有七题十首，其中《和湘东王〈古意咏烛〉》《和湘东王〈名士悦倾城〉》，都具备的宫体诗的特色。此外，刘孝威《奉和湘东王应令》二首，庾肩吾《奉和湘东王应令》二首，都是奉萧纲令和湘东王萧绎的《春宵》和《冬晓》，萧纲自己也创作了《和湘东王三韵》二首，也是和湘东王萧绎的《春宵》和《冬晓》，可见这两个文学集团之间交流的密切。
萧绎幕府成为宫体诗在地方上的中心。兴膳宏在《〈玉台新咏〉成书考》中说：“在这两卷中，以皇太子为主、湘东王为副的文学同人们通过相互交友关系写下的诗作,构成一个庞大的中心体。”
湘东王萧绎在长期出镇的过程中，幕府集聚了大量文士，如王籍、刘孝绰、刘缓、鲍泉、阴铿、徐君蒨、孔翁归、朱超等。在中大通三年之前，萧绎与“古体派”的裴子野、刘显、萧子云、张缵、刘之遴和顾协都有密切的交往，和“谢灵运派”的王籍、伏挺也有深交。
宫体诗的流播在中大通三年之后，随着萧纲成为太子，萧纲原来的文士在东宫与湘东王的幕府之间频繁交流，萧纲通过书信抒发自己的文学主张，并积极拉拢萧绎，使萧绎最终成为宫体诗的创作者和传播者。
萧绎的幕府也成为除了东宫之外的又一处宫体诗的创作中心。萧绎作《班婕妤》和《春宵》《冬晓》，和萧绎《班婕妤》的有何思澄《奉和湘东王教〈班婕妤〉》，孔翁归《奉和湘东王教〈班婕妤〉》，和萧绎《春宵》《冬晓》的有萧纲及其东宫文士刘孝威和庾肩吾，以及湘东王幕府中的刘缓、刘孝先、萧子晖。这两次唱和展现了萧绎及其幕府在宫体诗发展中的作用，已经成为宫体诗创作在方镇上一个的中心。
诸王幕府文学转化为宫廷文学的契机就是藩镇诸王合理合法地成为太子乃至皇帝且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平，这恰巧都出现梁代。
中大通三年，因为昭明太子萧统的突然薨逝，因为梁武帝立长不立嫡的想法，萧纲由藩王成为皇太子，又在梁末成为梁简文帝。大宝年间，因为侯景之乱，湘东王萧绎也在平乱的过程中积聚实力，登基践祚成为梁元帝。
这两个本该优游卒岁的宗室藩王皆因为意外的政治事件成为皇帝，让本该成熟于诸王幕府中的文学成熟于京城宫廷之中，这是具有极大的偶然性的。后来继承宫体诗大纛的人物又是陈后主陈叔宝、隋炀帝杨广、唐太宗李世民三位帝王，他们推波助澜使宫体诗完全成为宫廷文学。然而宫体诗从题材内容到创作实践都源于诸王幕府，其产生于诸王幕府，勃兴于诸王幕府的发展过程却被今日的研究者所忽略。
结语总的来说，产生于诸王幕府中的文学成为宫体甚至宫廷文学具有其必然性，因为东宫和宫廷是诸王政治上所欲登上的顶峰，产生于诸王幕府中的文学在合适的条件下自然会流向东宫与宫廷。可以说梁陈宫体诗歌就是一种极致化的诸王幕府文学，也是南朝诸王幕府诗歌发展的最终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