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时期，琅邪王氏家族不仅社会地位崇高，为世所公认的清华门第，而且其代表人物长期居于历代显位，把持朝政，无疑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权势门第。与当时众多的世家大族相比，琅邪王氏实现了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的高度统一。所谓“中古第一显赫门第”，琅邪王氏确实当之无愧。早在汉末，琅邪王氏家族代表人物已以门第自视，对非士族的寒门表示鄙视。魏晋之际，琅邪王氏家族的门第进一步上升，并出现了王戎、王衍这样位列公卿的玄学名士化的高级官僚，为其家族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机缘。
从琅邪王氏家族在东晋南朝社会地位演变的总体趋势看，东晋立国之际，由于王导、王敦积极联合南北士族共同扶持司马睿，使司马氏政权在江东地区得以延续。正由于他们在此过程发挥了关键性的主导作用，司马睿正式称帝时，“及帝登尊号，百官陪列，命导升御床共坐。导固辞，至于三四，曰：‘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帝乃止。”作为东晋的开国之主司马睿主动“命导升御床共坐”，这是历史上的一个特例，可见王导在当时的地位之显赫。王导之所以有如此地位，除了其个人的特殊地位外，还与其家族其他人物的活动密切相关，比如王敦长期掌控上流军事指挥权，其他王氏人物也多分掌要职，成为王导能够居中控制朝政的重要支撑，当时人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并非虚言，这也就是典型的世族门阀政治的形态。就王导等人活动的客观效果而言，使得南北士族共同支持司马睿立国，在中原诸胡纷扰的背景下，北方流人在江东得以尽快安定，华夏文明在南方得以延续，从而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传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此，陈寅恪先生有高度的评价：“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也。”
王导诸人之活动，就其主观心态而言，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则不能不为其家族利益考虑。毛汉光先生曾分析指出：“若说王导完全出于爱护司马睿之心，毋宁说王导欲保家而以琅邪王司马睿做个招牌，这不但是王导一个人的想法，且是当时大部分侨姓及吴姓士族们的一般想法。”王导、王敦等人的活动，将其家族的权势地位推向了巅峰状态，诚如《晋书·王导传》史臣“赞”语中所说：“赫矣门族，重光斯盛”。不仅如此，王导等人的活动还奠定了其家族此后发展的基础，《梁书》卷二一传末“史臣曰”中有论云：“王氏自姬姓已降，及乎秦汉，继有英哲。洎东晋王茂弘经纶江左，时人方之管仲。其后蝉冕交映，台衮相袭，勒名帝籍，庆流子孙，斯为盛族矣。”这里将王导作为其家族发展史上的一位关键人物，东晋南朝琅邪王氏的优越门第及其社会地位的确立正在此，这虽不无夸张，但大体如此。
一般说来，东晋南朝时期，士族人物出仕进阶当然依靠其门第身份，高门子弟可以“平流进取，坐致公卿”。但对于一个家族而言，其势力是否能够充分扩张，门第是否能够显赫，则与其家族人物之权势地位直接相关。也就是说，家族门第与其子弟的现实作为是相辅相成的，优越的门第自然会给其子弟提供良好的社会与政治环境，而杰出士族人物的现实功业则能提升其家族的地位。琅邪王氏和陈郡谢氏的情况便很具典型性。士族门第虽具有一定的因袭性，士族子弟普遍以“清流”自居，甚至出现一些鄙视权势的任诞名士，但从士族门第的升降状况而言，则与其代表人物的实际仕宦情况密切相关，甚至同一家族不同房支之间也存在明显的社会地位的高下差别。因此，就总体而言，当时的士族社会对于现实权势颇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