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永祥像章静绘有清一代之学，乾嘉考据最具特色。然而，清末以来一直饱受批评，甚至曾为清亡背锅。最近几十年，学术界对于乾嘉考据学的看法有了变化。如何看待乾嘉考据学在学理上的得失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勾连？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漆永祥教授专治清代考据学，最新出版了《乾嘉考据学研究》（增订本）一书，在接受《上海书评》记者的采访中，漆永祥教授指出：我们对乾嘉考据学的研究，至少在资料占有上和学术研究的深度上，大大超越前贤，但对乾嘉学术的评价，仍然笼罩在清末“大师效应”的光环之下，值得扪心自省。
《乾嘉考据学研究》（增订本），漆永祥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年7月版，页，.00元一般人在谈乾嘉考据学时，往往对其界定比较模糊，能否先简单介绍一下您对乾嘉考据学的界定。漆永祥：谈到“考据学”，人们往往要么说得很复杂很神秘，要么不屑一顾。其实从我国纵向的历史长河来看，考据学与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义疏之学、宋明理学并称，各自代表其时代的特色学术，因为考据学发达在乾隆至嘉庆时期，所以被称做“乾嘉考据学”。
考据学指的是对传统古文献的考据之学，包括对传世古文献的整理、考订与研究。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名物典制、天算、金石、地理、职官、避讳、乐律等。至于是不是一定要用“考据”这个词来命名其学，清代学者就有激烈的争论，另有朴学、实学、汉学、考核学、考证学、制数学、名物典制之学等说法，如焦循、龚自珍等人认为“经学”一词足以概之，近今人则多称为乾嘉学术或乾嘉考据学。当然，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场比勘异同、考校得失的学问，则可以称之为广义的考据学，也未尝不可吧。
考据学最大的驱动力，就是以传统小学为先导与枢纽，小学之中又绝重音韵学，相当于发动机。乾嘉考据学之所以研究者少，贤者唯恐避之不及，就是没有小学的基本功，这辆老爷车就发动不起来，更不要说上路了。所以，大家都躲得远远的指指点点，说这车又老旧又破败，早该被历史淘汰，然后抢着去开一些看起来光鲜亮丽的时髦小跑车了。
晚清以来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对乾嘉考据学有相当激烈的批评，甚至有污名化的趋势，这些批评既有学理上的，也有出于历史情境的，在您看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批评？您会如何为他们辩诬？
漆永祥：“考据学”这个词，长期以来与“落后”“反动”“务虚”“琐碎”等相联系，甚至清季将亡国挨打的原因，也部分归结到考据学上来，认为清儒钻训诂搞考据，导致我们没有发明出飞机大炮，终被西方的洋枪洋炮打败，丧权辱国，莫此为甚。
我们放眼望去，历史上最不受待见的两个短命王朝，就是秦朝和隋朝；还有两个最背着骂名的朝代，就是元朝与清朝，所谓“崖山以后无中国”之类的怪论，流行于网络间。秦、隋两朝之所以被视为暴政，除了自身确实有暴政因子外，他们没有当朝史，没有人替他们歌功颂德也是很重要的原因；而元、清两朝被否定与轻蔑，则与他们是少数民族政权有极大的关系。
就历代学术而论，乾嘉考据学所受的待遇，与清朝相当，且互相拖累。于是，最不被认可的学术与最不被肯定的朝代出现在同一个时期，就非常悲催，演化成了双重的否定，但这种双重的否定并没有负负得正转为肯定，而是几何倍数更加放大了的否定。
当清王朝走向穷途末路时，所面临的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清以前任何一次改朝换代那样简单的事情——易姓易王了之。清末，至少有两种变化为历代所无：其一，西方列强大举入侵，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关头，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皆空前激烈，日益高涨；其二，传统社会行将崩溃，社会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皆处于转折的关口。因此，在此特殊的易代前后，清廷所受到的攻击远比任何时期的亡国之朝要多，而又适遇其为东北一隅之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故遭到的炮火更为猛烈。反清者、排满者、反封建者、反列强侵略者、革命者、学者乃至普通百姓，莫不视清廷为仇雠，必欲除之而后快。
反清排满的言论，体现在学术界，就是摭拾“学术误国”的老话题而加进新内容，如清初人批判宋明理学空疏误国导致明朝灭亡一样，将清王朝之落后与衰亡的原因归咎于考据学家之倡言复古，治无益之学而不问国事。而革命者出于反清需要，反清则必排满，排满又必排击清室，排击清室又必揭斥禁书与文字狱的破坏性和残酷性，而这样又很自然地将禁书与文字狱同考据学挂钩，推导出考据学的兴盛是学者迫于文网、偷安苟活而钻故纸堆的结果，使二者间形成必然的因果关系。自龚自珍、魏源、曾国藩等人始，后为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刘师培、钱穆、鲁迅等人论证成之，遂俨然成为定论而为天下所共信。其实，当时出于反清排满的需要，如刘师培以“光汉”为字，又以“韦裔”为笔名著《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等文，这种“汉族唯一”的种族局限，言颇失据，语多偏激，故他们不可能客观公允地探讨清代学术与政治之关系，也不可能公正地评价清代学术。
尽管陈寅恪、孟森等前辈学者也对“文化高压说”提出怀疑，认为清代史学不振的原因，“必别有其故”；而清一代文治武功，幅员人才，皆有可观。“史学上之清史，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不应故为贬抑，自失学者态度”。但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先是批判胡适的实证主义，后又兴理论热而以论代史，“文革”中批判封资修，视古籍为毒草，文献整理与研究扫地无余。而以文献整理与研究为职志的考据学，就一直处于被批判的地位并成为学术界的反面典型。所以，我们一方面尽情地享用着乾嘉学者的考据学成果，一方面肆情地对他们进行批判讽刺，可以说是“吃奶骂娘”的典范。
近二三十年来，清代学术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如果考察一下关于乾嘉考据学权威著述的引用率，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与梁、钱二氏的同名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仍然拥有高引用率。这一方面要归结于两部著作的权威性和典范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研究或许还未超越他们。但如果换个角度讲，他们的著作撰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国家多事之秋，流离颠沛，资料难备，书有寄托，言多激越，亦时代使然。尤其梁书在谈到“音韵学”时自称，“我素来没有研究，完全外行”；谈到“天算学”时，又谓“极惶悚极忸怩，盖吾于此学绝无所知，乃不敢强作解事”。但迫于需要，又不得不写，长篇大论，泛泛而谈。梁氏深知其短，而今天学术界对他谈音韵、天算等的言论，仍反复称引，以为典据。今天我们对乾嘉考据学的研究，至少在资料占有上和学术研究的深度上，要大大的超越前贤，并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却仍然笼罩在“大师效应”的光环之下，这确实是既令人尴尬，又应该深刻地扪心自省的。
乾嘉考据学与清代文化高压是否有关系，我们知道“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文化钳制对学者潜移默化的影响一直都在。漆永祥：前已述之，关于考据学的成因，在谈到政治原因时，人们往往强调清代大兴“文字狱”，导致读书人不敢过问时政，不关心现实，只好埋首故纸堆，向死人讨生活，与古籍为友，龚自珍“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这句诗化语言，被当成了史实来传播。我们知道历朝历代这些作用都有，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一直都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在研究中强调这种作用既合情合理，也最宜让人们接受。
但我个人认为，对“权力的毛细管”所起的作用，不能强调得太过分了。因为稍微纵览历代，可以看出在“文化钳制”最力的时候，或者改朝换代腥风血雨之际，学者采取的自保之策，多是或埋名故园，老死沟壑；或高蹈山林，吸风饮露；或遁入释道，空壳度世；或放浪形骸，梦死醉生。也就是说，历来很少有人以读书治学为全身避祸的手段，更没有人愿意皓首穷经考订古籍来跟时代和自己较劲，读书著文其实有着更大的风险，因为“以文字罪人”也是历代统治者惩处读书人的常用手段。从这个层面理解，清代学者“以学为隐”并不是聪明的办法，而且清人攻考据的大部分学者，并没有谋得“稻粱”，而是穷迫困厄，艰难度日。例如江藩家中本来是在扬州开药铺的，他自己也通医术，还常常给人治病，如坐堂问诊，必生活裕如，但自从迷上治经学搞考据后，就放弃家业，由富返贫了。
所以，我更愿意认为，到了清代中叶随着国民经济的兴盛与文化发展的需要，刻书购书读书著书的热潮随之而起，但传世古籍长时期无人董理，已经错讹到了不可卒读的地步，亟需一批有志之士来做一场掀个底儿朝天的全面清理与校勘，而民间考据学的兴起与朝廷“四库馆”的开设，却适时地与时代潮流相吻合，烘托出了乾嘉考据学的鼎盛，学术内因仍起着主导作用。“权力的毛细管”固然还在，但并未达到大动脉贲张奔流的效果。
您认为乾嘉考据学的发达，与清廷高压无直接关联，但乾嘉学者似乎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