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人的世界观在这一时期更加深化，然而华夏中心意识始终贯穿着于正史的始终，由于两晋时期北方族群进入中国中心地带，华夷秩序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华夏中心意识在这一时期显得更加突出，由于北方族群进入中国中心地带，华夷秩序受到挑战，士大夫阶层的危机意识空前加剧，华夏中心意识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早在西晋前期，在部分士大夫阶层中，已经有人认识到北方游牧族群的进入将会对华夏产生巨大的冲击，并上表对这种人口的迁移表示反对，尽管部分士大夫反对北方游牧族群迁入，然而这一时期北方游牧族群进入中国中心地带已经是无法逆转的大趋势了，因此“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乱华，时服其深识。”
尽管北方长期处于战乱状态，但是南方却相对安宁，晋室南迁后，东晋与东南亚地区往来密切，由于互动的扩大，认知的内涵也在不断的深化中，对东南亚地区的风俗物产记载的更加详细，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对这一地区的政治状况、文物制度也有所涉及，并且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这种社会状况的默认，这也是在不自觉中对华夏中心意识的突破。
因此，《梁书》卷五四《诸夷传》的主要史料根据是康泰的《吳时外国传》和朱应的《扶南异物志》，其中所记载的海南诸国，实际上也就反映出朱应、康泰南海诸国之行的地域范围，主要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康泰《吴时外国传》有着丰富的内容，是研究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非洲国家古代史以及古代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史的珍贵史料。
在秦汉时代对域外文化的扩散还有些士大夫持有排斥态度，而在此时对域外文化的传入却是以猎奇的眼光“所在人士聚观。”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世界观正在逐步的扩大，人们接受域外世界的事物的程度逐步加深。
总览魏晋时期的传世文献，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传世文献对东南亚地区的描述不再仅仅是国名和朝贡物产的记载，而是开始出现对当地气候、风俗、人种、经济社会甚至政治状况的记载。这就说明魏晋吋期中国人对东南亚地区的认知又推进了一步，这种进步不仅仅体现在正史中对域外世界的详备记载上，而且也体现了人们在不自觉中突破着华夷观念。当然这种突破是在不自觉中产生的，在主流的观念上，仍然是对域外世界存在蔑视的态度，还存在着强烈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华夷观念，这在记载域外世界的传记的语言中带有鲜明的感情色彩。
然而，观念的突破总是渐进的，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在魏晋这一激荡的时代，对世界的认知随着与域外世界的互动一步步的扩展和深化。这种扩展和深化又反过来推动着人们进一步探究外部世界，促进了不同文明间的互动，从而为互动双方的社会注入新鲜的血液，加快中国南方地区社会发展的步伐。
01频繁的互动
南北朝时期是两晋以后中国历史上一个南北分裂、对峙的阶段，从公元年开始到年结束，共年。这一时期由于北方连年战乱，南方相对安定，北方的人口不断避乱南迁，这不仅增加了南方的劳动力。
而且先进的生产技术的传入也大大促进了南方的经济发展；由于北方长年战乱，使得陆上丝绸之路遭到破坏，南方政权只能依靠海上丝绸之路与欧洲、西亚、南亚等地区进行交流；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地理位置的优势、航海技术的继续发展等原因使得南朝各政权尤为重视通过海路与外部世界的往来。
而处于海上丝绸之路必经之地的东南亚，为南朝各政权所重视。南朝与东南亚的频繁互动使得人们对域外世界的认知不断的扩展，认知世界的途径和载体不断地增多，世界观不断地扩展和深化，这种变化也随着传世文献的记载呈现给后人。
反映这一时期中国与东南亚互动的史料仍然主要集中在南朝的正史中，仅在正史的帝纪中出现了大量的关于东南亚各国遣使朝贡的记载，从这些大量关于朝贡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得知南朝与东南亚国家互动非常频繁，而且互动的地理范围较魏晋时代有所扩大，出现了一些新的国家名称，如盘盘国、狼牙修国、干陁利国、诃罗单国等，认知范围扩大至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群岛。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文献不仅仅记载东南亚国家朝贡的史实，而且也将朝贡国家的首领对中国君主的上表作了详细的记载，当然这种记载有可能是史官为了需要粉饰过的，但是这样的变化正体现了对域外世界的的接纳，仿佛“蛮夷”已经知礼仪，接受王化了，这种大范围的互动，不仅仅是东南亚各国单方面的朝贡来实现的，也有南朝各政权主动遣使和中国商人进行贸易来完成的，互动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
虽然南朝史籍中未有明确记载中国遣使前往东南亚国家，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贸易状况的记载可以推知当时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互动是非常频繁，我们从上述史料中说可以看出东南亚地区的商业十分发达，一般情况下商业贸易活动是双向的，不可能只有对方来本地区进行商业活动而没有本地商人到到对方地区进行商业活动，一定是“诸国商估来共市易”，这就间接的说明，中国也有大量的官方和民间商业活动在东南亚地区进行，否则不可能有如此详备的记载。
这一时期，由于互动的扩大，对东南亚的认知又有了扩展和深化，首先是与更多的国家进行来往，尤其是前代文献中不曾记载的国家，如：盘盘国、狼牙修国、干陁利国、诃罗单国等，在南朝各种正史中，尤以《梁书》卷五十四《诸夷传》记载最为详细，在开篇中就记载，朝之所以“采其风俗粗著者”是因为“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
《梁书》卷五十四《诸夷传》记载有林邑国、扶南国、顿逊国、毗骞国、盘盘国、干蹤利国、丹丹国、狼牙修国等国家，其中顿逊国、毗蓦国、盘盘国、干縱利国、丹丹国、狼牙修国是前代文献中未出现的，这说明在南朝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互动范围在逐渐扩大，这种互动范围的扩大既是由客观条件（如航海技术的发展、经济社会的前进）促成的，也与世界观的扩大、华夷秩序的突破有关。记载东南亚地区文献的扩展也反映了南朝时期时人在华夏中心意识的变化。
这一时期文献中对东南亚地区的记载不仅仅是地理范围的继续扩大，在内涵上也是继续加深，不仅记载中国与该地区往来的史实，对当地物种、风俗、生活生产状况的记载也更加详实，而且开始出现了对当地政治制度、文化状况的记载，并且在语言的感情色彩上对该地区的制度、文化等上层建筑不再像前代文献那样极为蔑视，这时的文献虽然仍在恪守着华夷秩序，秉承华夏中心意识，但是在感情色彩上已经没有南朝之前那样极其鄙视蛮夷，把外域世界的人们看作“可谓虫豸，有面目耳”了，更像是在叙述一个客观事实。
南北朝时期的政局动荡反而使思想文化获得自由的发展空间，文化领域相当活跃。玄学盛极一时，佛教进一步传播，文学、艺术、史学、思想、地理以及科学技术等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除了官方色彩浓厚的正史之外，大量的个人文集在这一时期出现，中外交流的扩大使当时的士大夫阶层的视野和对域外世界的认知也随之扩展，个人文集中出现的东南亚地区的事物也较前代有所增多，这些传世文献为我们今天研究南北朝时期人们对域外世界的认知提供了大量资料。
与魏晋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个人文集较少记载东南亚地区的奇闻异事，而是记载与生活相关的事物，这就说明南北朝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互动所影响的范围已经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中，不仅仅局限于上层社会和个别现象了。
02南北朝时期对东南亚地区的认知的再扩大
尤为注意的是，这时期对东南亚国家的广泛认知不仅仅局限在南方地区，在北方地区，对东南亚地区的认知也出现在文献之中，总览这一时期的传世文献，我们可以得知，南朝时期虽然历时较短，但与域外世界的互动并没有减少。
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航海技术的提高以及对世界认知的扩展加深了南朝各政权与东南亚地区的互动，这种互动使得当事人们的对世界的认知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这种进步也不断地冲击着固有的华夏中心意识。
尽管这种意识根深蒂固，但在实际的行为中已经在不断的突破着这种桎梏，这就表现出言和行的矛盾。在文献记载中，尤其是作为官方文献的正史中，仍然恪守着华夷秩序，把域外世界视为不讲礼仪的“蛮夷”，如:“人性贪吝，无礼义，男女恣其奔随。”，但在交往过程中，却对域外世界的事物持接纳态度，尤其是物产等方面，人们往往既怀着猎奇的心理去审视，又从实用角度去接纳（比如《齐民要术》等对蔗糖的记载）。
对于东南亚地区风俗习惯的记载，这一时期的文献不再像前代那样怀着鄙视的眼光来看待，而是以一种猎奇的目光来审视，就如同客观叙述一个事实一样，华夷秩序的感情色彩继续淡泊。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重农社会里，正史文献中出现了介绍域外世界的商业贸易状况，说明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互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贸易来实现的，商业贸易的繁荣使中国与该地区的互动有了更加竖实的载体，而物质的交换也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对这一地区的认知也随着贸易的繁荣继续扩展和深化。
03结语
互动不仅仅带来了认知的扩展和深化，而且随着物质的交换，双方的社会经济也随之加快进展，不仅仅是东南亚地区受益于互动的扩大，中国尤其是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与东南亚地区互动的扩大。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互动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东亚地区的南方化，为加速中国社会的转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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