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唐太宗李世民参与修撰史书，很多人想到的是其三番四次向史官索观初唐起居注、从而干预史官编修国史的丑事。
诚然，骨肉相残的玄武门事件使李世民背上了无比沉重的道德包袱，也使他终极一生都不能摆脱该事件留下的心理阴影。
但本文说的却不是这个，而是二十四史之一的《晋书》。
所谓二十四史，即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被历朝历代纳为正统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又称“正史”。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为“正史”，即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是我国文化遗产宝库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它的规模巨大，卷帙浩繁，计卷，约万字，编写始自公元前二世纪，即西汉武帝刘彻时代，到清朝乾隆时代为止，整个编写过程长达一千九百多年，用统一的体裁，比较系统、完整地记录了明亡以前有文字可考的几千年的历史，在世界上是极其罕见的。
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属于私修史书，书的作者是谁，那是清清楚楚。
可是，后面的大多数官修史书都是由“宰臣”监修，书成之后，由“宰臣”领衔呈送给皇帝过目，因此，“宰臣”就俨然成为了这部书的作者。
实际上，这些“宰臣”中，有的根本就没为自己所监修的书写过一字一语，比如说后晋的刘昫、元朝的脱脱等，但他们的身份，使他们分别成为了所监修的《旧唐书》、《宋史》、《辽史》、《金史》的作者。
不过，象刘昫、脱脱这类人还是属于少数，大多数监修者在修史过程中都有参与了撰写的。
比如说《隋书》的监修人魏征，就在《隋书》中撰写了大量史论，这些史论，在书中都标有“魏征曰”的字样，历历可考。
其实，除了《隋书》，其余的《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也都是在唐太宗李世民时代修成（此六部官修史书和《南史》《北史》两部私修史书合称“唐初八史”），这六部史书的监修人都参与了撰写。
令人惊诧的是，唐太宗李世民还参与了《晋书》的修撰！
旧版的《晋书》都会特别题为“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这也使得《晋书》在同类史书中的地位高出了若干倍。
《晋书》记载的历史上起三国司马懿时期，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年)刘裕废晋帝自立。参与编写的有二十多人，其中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三人为监修，执笔者有令狐德棻、敬播、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淳风、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李安期、李怀俨等。
之所以会题上“唐太宗文皇帝御撰”，是因为书修成之后，房玄龄领衔呈送给李世民过目，李世民逐篇阅读，感触良多，分别给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二纪及陆机、王羲之两传写了四篇史论。
所以，《晋书》便题为“御撰”，也就是说皇帝也参与了修撰。
这里有一个问题，《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都是李世民统治时代所修的前代史书，为什么李世民独独选择《晋书》来写史论呢？
究其原因，是由于西晋作为一个统一的王朝，结束了三国时期几十年的分裂局面，但它的统一却是如此的短暂，不久就发生了中原地区的大混战，形成了东晋和十六国、南朝和北朝的长期对立。李世民作为统一的唐朝的创业之君，有宏伟的治国抱负，于是对晋朝的治乱兴亡进行了深入探索。
李世民在他撰写的史论中，鲜明地指出了司马炎“居治而忘危”，“不知处广以思狭”，“以新集易动之基，而无久安难拔之虑”的种种缺点。
由此可见，李世民所以能成为千古一帝，那是有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