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书体裁的丰富多样，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四库全书总目》将史书体裁区分为15类：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而几乎每一种体裁都经过了长期发展，并产生出优秀之作。“正史”纪传体的三次重要创造中国史家在历史编纂上的创造精神，又体现于不同时期史家对同一体裁的运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因时制宜，加以发展，重视加进新内容。以下仅举出若干典型事例加以证明。譬如，《史记》所创立的体裁历代最为重视，称为“正史”，长期效法。实则此后纪传体经历过三次重要的创造。一是东汉初班固撰成《汉书》，改变司马迁的纪传体通史为纪传体断代史，并且去掉“世家”，因而实现了意义重大的创造，这种以朝代的兴废为起讫、详一代之治乱的编纂形式恰恰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周期性更迭的现象相适应，因而为后代正史纂修者沿用不改。二是陈寿著《三国志》，他记载的对象是东汉末全国统一局面遭到破坏之后出现的魏、蜀、吴三国历史。它们合起来代表着一个历史时期，并且鼎峙的三国互有密切的关系，三国虽是分立的政权，但它是全国统一过程中短时期出现的分裂，至西晋建立全国又重归统一。因此陈寿不将三国各立一史，而是同置于一书之中，既要写出三国的兴灭，又要写三国彼此之间紧密的关系。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说，陈寿“对三国历史有一个总揽全局的看法和处理”。“他以曹魏的几篇帝纪提挈这一时期的历史上的大事，又分立魏、蜀、吴三书以叙三国鼎立的发端、发展及结果。”由此可知，《三国志》的体裁又是一个出色的创造，既如实记载了三国的分立，又体现出在全中国大格局之内经过暂时分裂而最终走向统一这种历史的实质和发展的趋势。至唐初修《晋书》，在全书纪传体总格局之内，设立“载记”三十篇，分国记述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秦、成汉、后凉、后燕、西秦、北燕、南凉、南燕、北凉、夏等十四个政权，它们基本上都是五胡所建，形成短暂割据的纷乱局面。唐代实现了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统一，《晋书》的编纂贯彻了唐太宗华夷一家的思想，加强国家统一观念，在三十篇“载记”中，只称“僭伪”，不辨华夷，以示四海一家。“载记内容，既具本纪之纲领。复有列传之委曲，且穿插典章经制和重臣行事，完整地叙述了各族首领在中原割据兴亡之史事，完满地解决了汉族中心与胡族割据兴亡始末并载一史的难题，无疑是一大独特的创造。”三是同在唐贞观年间由李延寿撰成的《南史》《北史》。这两部书是在《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八书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李延寿“依司马迁体”，“编次别代，共为部秩”，“除其冗长，捃其菁华”，打破八书各记一朝，各自为书的界限，而贯通南北各朝，总为二史，因而在纪传体史书体系中别开生面地创立了记载一个历史时期通史的独特体裁。李延寿“不但继承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而且继承了司马迁开创的通史家风。《南·北史》的编纂特点，是不以一朝为断限，而是总括贯穿南北各朝，以整个南北朝历史时期为断限；也不是站在某一王朝的立场上，而是站在全国统一的立场上，将南北各朝作为一个整体来记述。”这是“隋唐以来民族融合，‘海内为家，国靡爱憎，人无彼我’的统一局面在史学上的反映”。以往处于南北朝对峙时期，“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至此局面完全改观。其后，《史通》《旧唐书·经籍志》等载录史籍，均列《南·北史》为通史。由于将南朝、北朝都作贯通的记载，因而在内容和篇目上减少了许多重复，原来头绪纷繁之史，也变得比较简明易读了。编年体、纪事本末体演进过程也显示出史家非凡的创造力以下再举出编年体、纪事本末体演进过程中显示出史家非凡创造力的例证。同是编年体，《春秋》记载简略，只有简单的事目，而《左传》则是一部记载翔实、生动的春秋史，它记述了包括事件、制度、氏族、社会生活等广泛的内容，而且有人物的活动，如齐桓公、晋文公、郑子产等。但《左传》的缺点是体例庞杂，对于无年可考或不便于分散于年月之下的史事没有能作出适当的安排。荀悦《汉纪》依据《汉书》的内容作了改编，而创立了编年体断代史的成熟的体制，克服了《汉书》“文繁难省”的缺点，被刘知幾誉为“历代宝之，有逾本传”。北宋司马光在其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帮助下完成的《资治通鉴》，记载内容上起战国，下迄五代，合年史事为一书，共计卷，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的空前巨著。《通鉴》改变了以往编年体史书只能断代为史的狭小规模，如学者所赞誉的，“编年之史，备于司马氏”，“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自从有了《通鉴》这部杰作，才使曾经一度中衰的编年体史书体裁得以重振雄风，令人刮目相待。清人浦起龙曰：“上起三国，下终五代，弃编年而行纪传，史体偏缺者五百余年，至宋司马氏光始有《通鉴》之作，而后史家二体，到今两行，坠绪复续，厥功伟哉！”从内容上说，《通鉴》按年月日记载了千余年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束，记述了历史人物，记述了典章制度，记述了各种议论，内容丰富翔实。不仅“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记载比较详尽而真实，反映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基本面貌”，而且“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因而人们将司马光的成就与司马迁相提并论，称为前后“两司马”。史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古代优秀文化传统，历代志士仁人的卓越建树，大量的是靠历代史籍记载下来。传统史书体裁形式多种多样，古代史家这种重视传承、又勇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留给后人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转载请注明：http://www.aierlanlan.com/rzdk/778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