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中有数部史书主体内容相同，修纂时间在前的史书，其资料更原始，可靠性较强；时间在后的史书，相对精炼、准确、完善，但存在原始资料被删简缺失的问题。对普通的学习者来说，可以先选择其中一部正史学习,这种办法可以将二十四史数量减少为二十史（《南史》《北史》与“八书”、《新唐书》与《旧唐书》、《新五代史》与《旧五唐代史》，其中重复的内容可以省略不读）。对学术研究专业人员，则需要对比学习阅读。
●《史记》与《汉书》的重复。《史记》的时间下限在汉武帝太初年间，司马迁写汉朝的当代史，而且还是当朝皇帝的祖宗，自然有所忌讳，只能有所写有所不写，或者用隐晦的手法来体现一些历史事实。因此《史记》中的西汉史初期部分，保留了一些资料和线索，但在内容编纂上存在不少问题（如汉武帝部分时间脉络不清晰，有的甚至没有时间记载）。从刘邦到汉武帝太初时的一段历史，《汉书》作者站在后人的角度，有充足的时间去收集整理资料，增补了很多内容，如增加了惠帝纪（《史记》有吕后本纪，但用的是惠帝纪年），完整性和准确性就高出许多。两部史书在书（志）方面，即使是相同的领域，《汉书》既有增加也有创新，值得一读。
●《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与《南史》《北史》的重复。《南史》《北史》作者李延寿因参与编纂《晋书》和《隋书》十志，掌握不少南北朝的史料，其父亲李大师生前也有著述之志，对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谓南为“岛夷”等情况不满。李延寿在《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已经修成的情况下（当时合称五代史），因为无志，五代史未公布，但李延寿得以全部阅览。李延寿在五代史基础上，“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一千余卷，皆以编入。其烦冗者，即削去之”，前后经过十六年，修成南、北二史。《南史》《北史》与南北朝“八书”相比，内容有增有减，总体看是减多增少。南朝诸史合计卷，《南史》只有80卷，篇幅不到四史的一半。内容简约，行文精练，是南、北二史的突出特点之一。增补方面，本纪主要涉及魏史。《南史》增补节闵帝元恭和西魏文帝、废帝、恭帝的内容。魏收的《魏书》不记西魏诸事，《北史》据他史补齐。《南史》在列传方面增补了王琳、甄法崇、甄彬、鲍行卿、鲍客卿、张彪、吉士瞻、罗研、李膺等人，尤以文艺、孝义、隐逸诸传增补较多，新增入传百余人。《北史》增补了梁览、雷绍、毛遐、乙弗朗、魏思贤等入传，原有传记又新增附传者有元文都、元炬、元褒不下数十人。二史立传，颇重门第。凡在隋唐为官者即保留其传略，还可溯源追宗，传及先祖；凡在隋唐无家族势力的，即使“八书”中有记载，也多有删除。立传常用家传形式。二史增补的内容，有不少有重要史料价值，如“典签”官的记载，还有宋文帝“好儒雅”、齐废帝东昏侯租税徭役制度、南朝郎官制度演变、梁武帝残民佞佛、范缜不肯“卖论取官”等，都是宝贵的资料。二史还从杂史“小说”中取材，对南北朝诸史也有错误修改的情况。
●《旧唐书》与《新唐书》的重复。北宋曾公亮认为《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彩不明，事实零落”，需要“补缉阙亡，黜正伪缪，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世之传”，《旧唐书》纂修者“不幸接手五代。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贤臣，俊功假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戒，示永久，甚可欺也”。《新唐书》的本纪比《旧唐书》要简省得多。章学诚认为《新唐书》中不载诏令，“笔削谨严，乃出迁、固之上”。《新唐书》较之《旧唐书》，内容得到充实，在体例上有所创新。增加了“仪卫志”“选举志”“兵志”，其他专志部分也有增加。《新唐书》还恢复了立表的传统。《新唐书》削去《旧唐书》列传61人，又增列新传人，增加史实多条。列传中增加了卓行、藩镇、奸臣、叛臣、逆臣类别。《旧唐书》在保存史料方面，内容比较详细具体，但前密后疏，《新唐书》补充了许多必要的史实，但史事比较笼统。
●《旧五代史》与《新五代史》的重复。欧阳修认为薛居正所修《旧五代史》杂乱失实，“五代距今百有余年，故老遗俗，往往垂绝，无能道说者。史官秉笔之士，或文彩不足以耀无穷，道学不足以继述作，使五十有余年间废兴存亡之迹，奸臣贼子之罪，忠臣义士之节，不传于后世，来者无所考焉”，于是“慨然以自任，盖潜心累年，而后成书”。欧史多取材于薛史，但采征广博，并不专门依据薛史所载，而有新的增补内容。《新五代史》略去了唐末军阀混战的许多史事，而对于十国的史事记载得比《旧五代史》更为详细且相对集中。《新五代史》将“志”称“考”，将“表”称“年谱”，只有两篇考，很不全面，专志内容很少。欧阳修把十国一律编入世家。又将《旧五代史》中的“外国列传”改称“四夷”作为附录从列传中分离出来，叙事更为详细。记叙周边少数民族的事迹，并非以人物为纲，薛史将其并入列传部分，实属不当，欧史将其列入附录部分较为妥当。欧阳修以“专仕一朝”为标准为五代诸臣立传，他眼中的“五代全臣”只有76人。欧阳修专设“伶官传”，在序中表达“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新五代史》中涉及仕历多朝的臣子人，其中在梁、唐、晋几朝均起过重要作用的裴迪、孔循等15人是《旧五代史》中没有的人物。《新五代史》的优点是义例严谨、文辞简约、较少回护之笔。欧阳修反对谶纬之学，《旧五代史》中的祥瑞、灾异之事，他一概删而不载。他取消了自《汉书》以来相沿不变的“五行志”，而代之以“司天考”，专记天象及自然灾害。欧阳修也删除了《旧五代史》中的一些比较重要内容，如各代的诏令。《新五代史》也有不少错误。《新五代史》成书后，当时不受重视，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多采用薛史。南宋时，《新五代史》逐步享有盛名。金章宗泰和七年（年），只用欧阳修所撰的《新五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