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在世之时，曾经对其弟子说:“佛法付嘱人王。”佛陀涅盘以后，在佛教史上，作为帝王弘扬佛教最有力且为人们广知的，印度有阿育王和迦腻色迦王，在中国信佛的帝王虽然很多，但是真正能够信仰佛教、圆通佛教典籍并身体力行、大力弘扬佛教、在佛教史及整个文化史上卓有成就者，则只有梁武帝一人。梁武帝不仅是一位“勤于政务，孜孜无怠，多所创制”，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在位期间，进行了礼制、律制等诸多改革，同时也是一位“洞达儒玄，博通前载”的学者，此外，还是一位融合儒、释、道三教的佛教徒，在魏晋南北朝儒、释、道三教融合的背景下提出“三教同源”的主张。在其本有的形上哲学的预设下，梁武帝试图通过个人的修身养性，践履儒家自家刑国、内圣外王之道，实现佛教中人间净土的理想。其结果虽然使梁朝取得了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等各方面自魏晋以来前所未有的成绩，但自己晚年却落得身陷贼手、饿死台城、国破家亡的悲剧。梁武帝出身于军人世家，其父萧顺之是萧齐王朝的开国功臣，曾为齐高帝的创业夺权立下汗马功劳。梁武帝萧衍更是历经内境与北魏的战争，为萧齐政权的巩固和延续立下无人可比的功劳。齐明帝永泰元年，萧衍以军功正式被任命为持节，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隋郡诸军事、辅国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最后凭借家族军队的主要力量，消灭东昏侯的政权，建立萧梁政权。梁武帝即位后于天监三年四月八日(即佛诞日)舍道事佛，宣称:“今舍旧医，归凭正觉，愿使未来世中，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含识，同共成佛”，并认为“大经中说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于正道，其余九十五种名为邪道”。因此，梁武帝广弘佛法，曾三次舍身同泰寺，不仅自己亲受菩萨戒，而且敕臣下和后宫妻妾受佛戒。更有甚者，梁武帝还敕令出家人重受菩萨戒。在他看来，出家人之所以要重新受持菩萨戒，是因为对此前所受的调御戒得到的情况各异，“或得或不得，或得上品，或中品下品”，并且，对于所得之戒秉持的情况也不一致，“或起或犯，戒德或具或缺，或净或不净”，因此，需要重新受戒，“今若更受调御戒，受菩萨律仪时同得清净，舍身受身不退不失”。梁武帝以帝王之身，在王法与教法双重政策的结合下，对佛教大加弘扬，使初入中土且在北朝前后又经二武摧灭之佛教得以弘扬光大，并逐渐取得与本土儒、道二家鼎足而三的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性至孝”的梁武帝，对佛教的信仰最初更多地是为了表达自己对已经去世的父母的思念之情。其在受菩萨戒的发愿大会上，在个人表达对佛法僧三包的皈依后，最先做的事就是以其所举办法会的功德为去世的父母兄长祈福消罪，使其“一切罪鄣皆得消灭，一切众生苦皆得解脱”。梁武帝晚年更是以孝治国，以慈悲治国，在《梁书》《南史》等史书中孝子仁人处处可见，兹不重赘。在梁武帝不遗余力地发动举国上下受菩萨戒的活动下，梁朝上至王侯大臣，下至庶士僧尼，都称为菩萨戒弟子。梁武帝通过受菩萨戒和舍身同泰寺，结合菩萨的慈悲情怀、佛教的僧制戒律、儒家的孝道仁义、印度的“转轮圣王”治世的政治理念、中国圣人的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终于建立了“皇帝菩萨”的神圣地位。在南北朝对峙而长期战乱不已的形势下，以梁朝的覆亡为转折点，标志着南北军事上的均势从此消失，因而大致决定了四十年后隋朝统一南北的局面。由此可知，作为帝王，梁武帝在魏晋南北朝下启隋唐帝国的历史趋势上居于颇为关键性的地位，作为融贯儒释道三教的学者，梁武帝不仅信奉佛教，而且对儒家、道家、道教思想有着独特的理解，比如其对儒学心性思想的发掘、对道家人生智慧的领悟、对道教养生学的实践，以及提出的“三教同源”的主张等，这些贡献都使其在魏晋南北朝儒、释、道三教关系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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