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仍在忽悠我们的历史观念2

二《史记》的体例是纪传体一提起《史记》,历来的权威说法往往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后面历朝各代正史基本都沿袭了纪传体这个形式,累加起来就成了二十四(甚至五、六)史。我们的学校教材上就这么写,现在的教授课堂上也还这么讲,电视上的讲坛也这么讲。——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一个天大的误解。因为这个说法过于低估并最终忽略了“表”的价值和地位。作为纪传的部分,十二本纪、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的篇幅固然占了全书的大部分,表只有八个,书只有十个。但作者付出的工作量和读者获得的信息量,绝对不能只和篇幅简单地对应。因为表是高度浓缩的信息精华,这个灵感源于以往的编年史如《春秋经传》,但形式上又远远高于以往的文字编年,采用表格的形式,更为科学,多么纷乱的头绪人们都能一目了然。其中的“十二诸侯年表”和“六国年表”尤其如此,将一个多极世界纷繁芜杂的各种矛盾关系梳理得井井有条,一览无遗,任凭多少字多少页的纪传都难以实现。这不是量的不同,而是质的差别。虽然六国年表因为当时材料所限,舛误较多,历来为人诟病,但这些不足与表这种形式无关,主要是战国时期史料缺乏所致。纪传体固然是司马迁《史记》开创的体例,但仅限于史记篇中的篇人物传记,即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而不包括十表八书。从篇幅(准确地说是页数)多少而言,纪传占了整个全书的七成多,十表只占总篇幅约二成,八书占了不到一成。以中华书局年《前四史》缩印版为例,含集解、索隐、正义和分段、标点在内,整部《史记》共页。其中“十二本纪”页,占14.6%,“三十世家”页,占20.3%,“七十列传”页,占36.2%,本纪、世家、列传三类人物传记合计页,占约71%;“八书”页,占8.7%,“十表”页,占20.2%.为什么不用字数,因为表之为表——其内容不止是文字,也不止是表格,而是二者的有机结合;表里面空白的表格并不代表作者没有付出劳动量,也不代表读者读不到信息,恰恰说明作者经过大量统计对比和筛选后,认为没有大事值得说,这样读者就不用再去考虑;况且即便用字数来统计,估计也差不了多少。虽然书中自称全书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他自己将纪传和表中的文字一起进行了总计,但我们不能就说这些文字就构成了《史记》的全部,因为有一部分文字是以表的形式,作为表的内容出现的。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里评价《史记》道:“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谱年爵”,“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正因为各种体例互相取长补短,才使得“显隐必该,洪纤靡失”。而非一句简单粗疏的纪传体通史所能完全概括。所以“表”的开创应当受到和传同样的尊敬和重视,表的篇幅相对不大,但工作量和信息量并不比传少多少。传固然为人而立,但《史记》中一个人物的传还是不能完全地将一个人物描写出来,必须参照其他人物传记中的相关部分。纪传体的贡献就是强调了对个人的尊重和对人生的总体描述和评价。纪传体的特点就是长于写人,便于人物评论,但短于叙事,让读者难以全面彻底把握历史大势;而编年体的特点恰恰相反,就是长于叙事,短于写人。《史记》在这二者之间取长补短,达到最优组合,那就是——传表结合。表,用表格的形式,以二维的角度,将主要人物和事件放置在纵向的历史纪时(纪世、年、月)和横向的社会环境之中,使得千头万绪的历史事件和错综复杂人物关系一目了然,这种汇总表格绝对是一大历史创造,其重要性决不亚于那篇人物传记。当然我们还不能忘了八书,这个八书是附录当时的“多科全书”,为什么不是百科全书,因为还有很多领域没有包括进去。以上三种体例最终形成了综合体史书巨著,所以“我国第一部综合体通史”才是对《史记》一书的正确描述。如此说来司马迁的《史记》有四个开创,第一是开创纪传体来写历史人物传记,写人的历史;第二是开创表的体例对比罗列历史主要人物和事件;第三是开创全书采用传表结合的体例,做到点面结合,既顾及了历史全貌,又突出了重要人物,比以前史书采用的流水账式的编年体,有了本质的历史性进步;第四是开创了史书附录多科全书的“书”。因而觉得以“传表结合”来给《史记》和《汉书》定位似乎更合适,而不应以偏概全地称为“纪传体”。因为后代的正史中有专门真正的纪传体,当然,传表结合体显然要比单纯纪传体或单纯编年体好很多。后来无论是单纯纪传体的《三国志》和《后汉书》,还是续《左传》将战国到五代的历史重新编年写成的《资治通鉴》,都没有表看起来清楚、透彻、准确和全面。《二十四史》中,“史、汉”超拔,跟它们都有很好的“表”不无关系。如果纪传是一堆铜钱,表就是钱串子。如果纪传是目,表就是纲。后来《汉书》继承了《史记》这个传表结合的综合体的优良传统。到了再后来的《三国志》和《后汉书》,就又没有表了。这是一种退步的历史,当然也是历史的退步。这样《三国志》就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显然这个第一是中国历史作品水平的倒退。没有了表作参照,光看人物纪传,很多复杂的事件,矛盾的诸多方面和影响、决定矛盾发展过程的诸多要素,都不甚了了。对于后汉、三国的历史,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像《史记》和《汉书》里面那样的清楚详尽的表来看。由此就会引发对《竹书纪年》、《世本》、《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资治通鉴》以及所谓正史的《二十四史》甚至《二十五史》等历史典籍的新的评价:《竹书纪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从夏(有些本子甚至是“黄帝”)一直到“今王”就是战国魏王之终于的前年;《世本》是我国第一部综合体史料汇编;《尚书》是我国第一部记言体史料汇编;《左传》——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而《春秋》作为第一部断代大事年表,是其原始纲要;《资治通鉴》——续《左传》而成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跨代史(说通史也讲得通);《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综合体(表传结合,附“书”)通史;《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综合体(基本同于《史记》)断代史;《三国志》——是我国第一部单纯纪传体断代史;《后汉书》——虽然内容理应在《三国志》前,但其成书晚于《三国志》,所以只能成为第二部单纯纪传体断代史。在后代的“二十史”后再加上《清史稿》这二十一部正史之中,单纯纪传体有————《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旧五代史》;传表结合体有————《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总之,二十五史中,传表结合的综合体仅有10部,包括开头的史汉和从新唐书开始的最后八部,单纯纪传体的有15部,从后汉开始到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中间年的历史没有表,有待于后人来补充完善。为什么没有?——很显然这年处于乱世,头绪繁多,要整理成表,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由此其必要性和迫切性也愈大。再说开去,我国古代历史典籍还有语录体的《尚书》、《国语》和《战国策》。但笔者反对使用所谓“国别体”这个概念。因为这是一个不合逻辑的概念。分裂时期国固然不止一个,不是史家要别,而是诸国自别;统一时期国只有一个,不是史家不别,而是本身无别。所以说所谓国别的说法,应当废止。还有一个叫“纪事本末体”,基于传世一手史书,选择其中的重大事件形成史料精编,这样就成了二手史料,与传世史书明显不同,因为没有采用这种体例直接编写史书的,不好与史书相提并论。如果将“语录体”这个称谓和前面的几种类型加起来,就构成了我国历史典籍的基本类型————即依据时代长短,有通史和断代史,还有介乎二者之间的跨代史;——依据创作体例,有编年体、单纯纪传体、传表结合的综合体、语录体和纪事本末体五种。现在看来,肯定是传记和时间表结合的综合体是最好的形式。为什么说最好,传记使得重要人物故事完整,不像单纯编年体那样人物时隐时现,很难有个一以贯之的线索,不容易认识一个人物的完整历史形象。单纯纪传体的缺憾就是人物形象虽然完整,但是对于一个时代错综复杂的历史全貌就会十分模糊,所以将二者最好结合起来,相互参展,相得益彰,既有表的线索脉络,又有传的重点总结,既对时代全貌有一个大轮廓大框架的了解,又对重要人物有一个更具体更集中的认识。《汉书》是中国的第一部断代史吗?第一部断代史应当是《春秋》及其“三传”,尤其是《左传》,因为《谷梁传》和《公羊传》更像历史的解释、说明和点评,而不是《左传》那样主要是叙述历史事件本身。春秋时代年,作为东周的前半截,似乎还不够完整的一代,是断代中的断代,而《左传》虽然以鲁国十二公作为时间基本框架,以年系公,以月系年,以日系月,但视角绝不限于鲁国,包括周王朝、五霸、十二诸侯等数十个诸侯政权,对于天下大事基本上是面面俱到地如实反映。所以该书不仅仅是当时的鲁国历史,而是完全可以当作那个时代的中国历史,天下历史。比《左传》更早的有《尚书》,这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史书。虽然有“六经皆史”的说法,但真正称得上“史书”的,“五经”中只有《春秋》一个,其他经典固然有历史价值,但并非出自史官,也不是真正的史书。《国语》和《战国策》同样如此,更近乎《尚书》的记言,所以《尚书》、《国语》、《战国策》是一脉相承,可以归于记言一类的。对比其词汇和语言风格不难发现,《尚书》古奥艰深,诘曲聱牙,主要内容是距今约两千多年甚至超过三千年的古代的文告、致辞、训诫和讲话;《国语》风格与《左传》接近,简洁生动,《战国策》则汪洋恣肆,时有太过疑似空穴来风。《汉书》继承了《史记》的综合体例,专写前汉一朝历史,成了这种体例(本人反对称为纪传体)下的第一部断代史倒是事实。加入“跨代史”的概念比如《资治通鉴》,从公元前年——公元年共年的历史,就是跨代编年史。它当然不是通史,因为它明显是上承《左传》的。虽然中间还有五六十年的断档,《左传》严格来讲终于前年,后来有人续笔添上了前和前年的与三家分智相关的一些事件,下文详述。所以《资治通鉴》和《左传》是归于一类的。合起来是中国1多年的编年历史。自然不能叫通史,因为《左传》明显是从周王室东迁之后的前年开始的。取消“国别体”的说法至于将《国语》、《战国策》定为“国别体”的说法,实际上是荒唐可笑的,那个时候天下分封为诸侯国,各行其是,各行其政,当然要分别来写自家的历史,而且各家的名称不一,因为资料上的交流和朝代更迭时资料的汇集,后人就将原本各国的史书汇编抄录为新的史书。《三国志》分“魏书”、“蜀书”和“吴书”,难道也要叫国别体吗,按照现有的逻辑,难道不叫国别体吗?《左传》反映的时代更是国家林立,没有采用所谓“国别”的写法是很高明的。因为时间线索显然更清晰、更精确、更纯粹。说是编年体或者纪传体,比如写唐朝的历史,《资治通鉴唐纪》里就是编年的,《旧唐书》、《新唐书》就是纪传体或综合体的,但用国别体写不了,因为唐一直是统一的,怎么个别法呢?可见这个“国别体”并不是一个能通行的写史的体例。所以说这个“国别体”是一个不合逻辑的荒唐概念。(声明:图片来自百度,仅供此处配文使用。未及一一联系各著作权人,谨致谢忱。如涉及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请与本公众订阅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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