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作为文学理论巨著，作者才华横溢，作者却刘勰终身未娶，其原因至今不明，有人依《梁书》说，因家贫不婚娶？。《梁书·刘勰传》说：認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马宏山在《文心雕龙学刊》第1辑（齐鲁书社，年版）发表文章，对“家贫不婚娶”说提出了异议。马文说，家贫自然是他不婚娶的一个原因，但并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从少年时即受佛教的影响，二是受士族门门第观念的支配。马文说，南朝佛教盛行，而信奉佛教的人中，绝大部分是皇室贵族及其勋威重臣和土族高门成员，东晋如明帝、哀帝、简文帝、孝武帝，皆崇信佛教，而穆帝深信浮屠道，铸货千万，造丈六金像于瓦官寺。宋高祖刘裕、宋文帝义隆等对佛教也是顶礼膜拜。梁武帝不但三度舍身入寺与众为奴，而且正式宣布佛教为国教。而王子与士族信佛者，数不胜数。而刘勰是个出身士族的人，青少年时期就接受了佛教思想的影响，实行佛教的禁欲主义，他在青年时代所写的《灭惑论》中，就下了“不婚娶”的决心：妻者爱累，发者形饰；爱累伤神，形怖乖道；所以澄神灭爱，修道弃饰，理出常均，教必翻俗。至于第二个原因，得先从他是土族谈起。《梁书刘勰传》介绍他的祖上时说，他的祖父“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宋书刘秀之传》则说：“刘秀之，字道室，东莞莒人，司徒刘穆之从兄子也。世居京口。祖爽，尚书都官郎，山阴令。父仲道，高祖克京城，以补建武参军，与孟昶留守，事定，以为余姚令，率官。”可见，刘勰的家族是一门阀士族。而南朝的门阀士族，极端看重自己的门第，对于庶族之人，常常昂起他们高贵头颇，以示对他们不屑一顾，庶族出身的人即使官高爵显，甚至是勋戚重臣，倘若毫无自知之明，去拜访士族，往往得不到礼遇，甚至还要遭受当面的污辱，使自己尴尬不堪。更不用说士庶之间通婚了。在南朝这种士庶区别宛若天隔的情况下，对于刘勰这样一个士族出身的人来说，虽然他处在“早孤”而“家贫”的境况中，但他不能不在思想上受其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恐怕也是相当深重的。即使排除了佛教禁欲主义的影响，想结婚也不会和庶族门第的女子结婚，然因其家贫，也决不会有一家士族大姓同意把他这个没落的贵族作为联烟的对象。当然，两种原因中，前一个原因是最主要的。因为刘勰在入梁后三十七岁时起家奉朝请”，三十九岁时兼中军临川王肖宏的记室，四十岁时任东骑仓曹参军，四十三岁时出任太末会，四十六岁时任东宫通事舍人等等，如果是家贫而不娶，在做官之后该不贫了吧，门阀土族该不会再嫌弃他没有钱了吧？马文发表之后，引起了其他学者不同的看法。陈汉《刘勰是“虔诚的佛教徒”吗》（《文心雕龙学刊）》第二辑）认为，刘勰的不婚娶，其根本原因还是“家贫”。陈文首先重申了刘勰为庶族的观点，然后说“布衣庶族出身的人，在晋末宋初之时，即使是有经天纬地之オ，也很难为时流所重，（祖父）灵真，（父亲）刘尚于史无传，正说明了这个问题。灵真是否任过朝廷要职难以得知，而刘尚虽曾为越骑校尉，但此职在宋齐之时已非显要，只是低级武官而已。官小禄薄，家底不厚，加上刘尚早逝，家境则更加贫寒，虽然其贫困程度还不能和平民相比，但也确非富有之家。这样，刘尚死后的刘勰母子生活，当主要靠家中的平日积蓄来维持，加上宋齐之际赋税徭役繁重、物价高昂，度日更艰，这是很自然的。”如此艰难的生活，怎能婚娶？因此，《梁书》说“家贫不婚娶”是有据的。陈文又说，刘勰入定林寺依沙门僧佑，不是因为他信仰佛教，而是为了躲避赋役。刘勰在寺中帮助名僧整理抄写佛经之时，也没有信仰佛教，心中始终放着功名尘念。“如果他真从青少年时期起就笃信佛理’，在定林寺这么长的时间、有这么好的环境与这么高明的导师，就必然于此剃度而超脱苦海”，不会有后来的人世之举了。刘勰因为什么而未婚娶的问题，看上去很小，实际上很大，它关系到刘勰的世界观与《文心雕龙》中有无佛教思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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