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将当时的文体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八类，囊括了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文选》中也收录了三十多种应用性文体，从五礼的视域来看，在若干个论礼、用礼的场合，催生了这些实用性的文章。部分应用之文如哀祭类文章，具有强烈的抒情性，也就包含了明显的文学性因素。政治的发展需要催生了某些文学的产生与创造。
齐梁公牍文反映了其时的政治、文化以及生活，其实用性、礼仪性色彩十分鲜明。考察这一时段应用性较强的公牍类文章，诸如帝王诏策、朝堂议对、臣子奏疏等等，我们或许可以窥见齐梁的政治文化，治国理念。从五礼的视野考察舆服类公牍，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齐梁的五礼制度化不仅仅在名物制度上形成规范，更在于它对政治思想的反映。
藉田类奏议中所涉舆服蕴含的文化思考
齐武帝的《耕藉诏》强调了谷物，也就是农事的重要性，解释他在政权初建时无暇顾及藉田之礼，永明四年闰正月辛亥，齐武帝亲耕藉田，并颁布了《耕藉恩诏》，重申了藉田的重要功能，下达了宽宥刑犯、鼓励耕种的举措。这是齐建国以来的第一次藉田，齐武帝意识到藉田的两大重要作用，一是对上奉祀先祖，粮食富足才有完备的祭品，一是勉励百姓，既富而教，只有谷仓充实，百姓才能余力接受教化。
既然藉田有如此重要的政治意义，那么自然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齐武帝的诏书中特意强调了对藉田日期的选定与藉田仪仗的规定。首先是日期，这次藉田有司奏请沿用前朝故事亥日藉田，王俭认为亥日藉田的做法经记无考，因此引发了关于何日藉田的议论。藉田作为一种教化意味浓厚的宫廷礼制活动，自然一切都需要遵循法度规范，齐武帝对天子仪仗的特意说明正昭示着舆服“分别礼数”的功能，突出了天子至高无上的威仪。
梁代藉田礼的施行集中在梁武帝在位时期，史书记载的有十次之多。有史可考的南朝藉田礼主要在国家政治相对稳定的时期实行，梁武帝当政期间正好是梁代政治相对稳定、皇权稳固的时期。如果说刘宋、萧齐的藉田礼是在试验阶段摸索的话，那么萧梁时期的藉田礼建设己经趋于成熟了，并且形成每年春二月亥日藉田的规律。
大同五年春正月，贺琛在其《奏二郊及藉田宜御辇》中请求藉田往返乘常辇，不再乘坐辂车。梁武帝诏令尚书广泛讨论，最终决定施行，改未经雕饰的辇名为大同辇，祭祀宗庙则乘玉辇。这表明了帝王由于社会背景的影响开始采用与时俱进的舆驾制度，对车驾的简化也表现出国家从政治层面开始提倡简朴的生活作风。
据《梁书武帝本纪》，梁武帝的每次亲耕都记载着“舆驾亲耕藉田”，着意强调“舆驾”二字，说明这是帝王藉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武帝在位时期，曾多次讨论舆驾问题，《周礼》中记载了天子用玉辂祭祀，天监七年，梁武帝因为其时祭祀乘坐的是金辂与传统礼制规范不合，所以下诏令治礼的朝臣讨论。此次讨论的结果是，祭祀宗庙诸事都改乘玉辂。天监十二年，梁武帝又省却简化了齐永明的玉辂制度，去掉玉辂上的金银珠饰，如此一来，就更加简约了。
梁武帝博通典籍，熟悉制礼作乐之事，深谙舆服所蕴含的礼制含义，因此他对舆服也就格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