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次扶持入梁元魏皇族为“魏主”的北伐战争中，尤以元颖北伐声势最著、影响最大。关于元颖北伐，《魏书》卷二一（上）《献文六王上北海王详传附元颖传》载：新见衍，泣涕自陈，言辞壮烈，衍奇之。遂以新为魏主，假之兵将，令其北入。永安二年四月，于采国城南登坛；蟠燎，号孝基元年。庄帝诏济阴王晖业为都督，于考城拒之，为新所擒。又克行台杨豆于荣阳。尔朱世隆自虎牢走退，庄帝北幸。新遂入洛，改称建式元年。新以数千之众，转战辄克，据有都邑，号令自己，天下人情，想其风政。而自谓天之所授，颇怀骄怠。宿昔宾客近习之徒成见宠待，干扰政事，又日夜纵酒，不恤军国。所统南兵，凌窃市里。朝野莫不失望。时又酷敛，公私不安。庄帝与尔朱荣还师讨藉。自于河梁拒战，王师渡于马渍，冠受战败被擒，因相继而败。
新率怅下数百骑及南兵勇健者，自事袁较而出。至临颖，新部骑分散，为临损县卒所斩。由以上所叙可见元颖北征过程之概略，其一度入洛称帝。元颖北还，梁武帝以陈庆之相佐，《梁书》卷三二《陈庆之传》载：大通初，魏北海王元新以本朝大乱，自拔来降，求立为魏主。高祖纳之，以庆之为假节、甩勇将军，送元素员还北。新于涣水即魏帝号，投庆之使持节、镇北将军、护军、前军大都督。最终进入洛阳。有关其主要战役，《梁书》卷三《武帝纪下》载中大通元年四月类巳，“陈庆之攻魏梁城，拔之：进屠考域，擒魏济阴王元晖业”：五月戊辰，“克大粱。樊菌，克虎牢城。魏主元子攸弃洛阳，走河北。
乙亥，元颖入洛阳”：闰六月己卵，“魏尔朱荣攻杀元颖，复据洛阳”。陈庆之所领仅数千南兵，诸次激战，遭遇尔朱荣与孝庄帝部属围墙与攻击，均能获胜，《梁书陈庆之传》详载其事，其中说：庆之是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阳童谣曰：“名师大将英自牢，千兵万马避白袍。”自发经县至于洛阳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无前。可见元颖还洛，主要有赖于陈庆之利用当时北方之乱局，采取了乘虚而入的作战方式，屠城略地，奋勇作战。
不过，这一颇具声势的北伐还是以失败告终了，随着尔朱荣的反击，元颖战败被杀，陈庆之则孤身逃回江南。分析其原因如下：根据相关记载，首先在于元颖之军政举措失策，上引文称其“自谓天之所授，颇怀骄怠”云云，可见元颖及其主要辅助者元臻、元延明等人之荒乱，难以成功。其次，元颖称帝后，与陈庆之及南军将校之间各存异心，《梁书》三二《陈庆之传》载：初，元子攸止羊骑奔走，宫卫娱侍元改于常，新既得志，荒于酒色，乃日夜宴乐，不复视事，与安丰、临淮共立奸计，将背朝思，绝宾贡之礼；直以时事未按，且资庆之之力用，外同内异，言多忌刻。庆之心知之，亦密为其计。
具体而言，陈庆之以为南兵少，建议元颖“宣启天子，更请精兵：并勒诸州，有南人没此者，悉须部送”，而元颖听信元延明所言，以为“陈庆之兵不出数千，己自难制；今增其众，宁肯复为用乎？权柄一去，动转听人，魏之宗社，于斯而灭”，元颖“由是致疑，稍成疏戒”：又“虑庆之密启”，上表梁武帝，以为“今州郡新服，正须绥抚，不宜更复加兵，动摇百姓”，梁武帝于是“遂诏众军皆停界首”。当时“洛下南人不出一万，羌夷十倍”，陈庆之军副马佛念进言陈忧，建议说：“功高不赏，震主身危，二事既有，将军岂得无虑？今将军威震中原，声动河塞，屠颖据洛，则千载一时也”。
元颠曾有意以陈庆之为徐州刺史，陈庆之亦深惧洛阳危局，“因固求之镇。”然而“颗心惮之，遂不遣”。可见元颖入洛称帝后，其内部之元魏宗室亲信与陈庆之等南人间互不信任，不仅无法同舟共济，而且相互敌视，时刻有发生内证之可能。《资治通鉴》卷一五三“梁武帝中大通元年闰六月”条则明载：“魏北海王颖既得志，密与临淮王臻、安丰王延明谋叛梁”。吕思勉先生对此有论曰：“案颖固非能有为之人，然其猜忌陈庆之，则势所必至，无足为怪。当时情势，遣兵太少，非不足以定颖，则亦颠位既定之后，必反为所战，其事至颖，而梁当日，一遣庆之，遂无后继，此其举措，所以为荒谬绝伦也”。这是批评梁武帝轻率用兵，具体表现遣兵太少，无法镇服所扶持之元魏宗族愧锢及北人。
其实，对于元默、陈庆之北伐，当时南北人士皆有必败之议论。关于萧梁朝臣士众之异议，《梁书》卷囚一《王规传》载：普通初，陈庆之北伐，赳复洛阳，百僚称贺。规退曰：“道家有云，非为功难，成功难也。竭寇游魂，为日已久，桓温得而复失，末式竞元成功。我孤军元援，深入寇境，威势不接，魏运难继，将是役也，为祸矣。”俄而王师覆没，其识达事机多如此类。
这一对陈庆之北伐结局的预言，主要从军事方面着眼。吕思勉先生据此以为“此固人人之所知，而梁武漫不加省，举朝亦莫以为言，怠荒至此，何以为国？况求克敌乎？”至于北人之言，《北史》卷一九《魏献文六王北海王详传附元颖传》载：初，新入洛，其日暴风，欲入闺阁门，马大惊不进，令人执警乃入。有恒农杨芸华告人曰：“新必元成，假服哀冕，不过六十日。”又谏议大夫元昭业曰：“昔更始自洛阳而西，初发，马惊奔，触北宫铁柱，三马皆死，而更始卒不成帝位。以古譬今，其兆一也。”
至七月果败。这一预示元颖入洛必亡之谶言，表达了诸多北方人士之心态。对元颖称帝取代孝庄帝元子攸，当时北方士族公然反对者甚众。《魏书》卷六六《崔亮传附崔光韶传》载：及元嵌入洛，自河以南，莫不风靡。而刺史、广陵王欣集文是以议所从。欣曰：“北海、长乐俱是同堂兄弟，今宗拓不移，我欲收赦，诸君意各何如？”在坐之人莫不失色，光韶独抗言曰：“元新受制梁国，称兵本朝，拔本塞源，以资仇敌，贼臣乱子，旷代少侍，何但大王家事所宜切齿，等荷朝眷，未敢仰从。”长史崔景茂、前泯州刺史张烈、前郑州剌史房叔祖、枉士张僧4告成曰：“军司议是。”欣乃斩新使。崔光韶出自清河崔氏，为北方最显赫之门第，他直斥元颗“贼臣乱子”，体现了士族社会的普遍心态。因此，其抵制元颖之议得到响应，显示出当时北方人士的普遍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