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阴性文化论
第二节阴性文化论
一、曲笔史记
同样，《史记》也并非百分之百地不虚美、无隐恶，表现在《秦始皇本纪》中就为秦始皇回护:“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掩盖了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的事实。被人视为实录的《史记》尚且这样，其他史记古史更不用说了。反映汉魏三国历史的《三国志》就被赵翼说成“多回护”，并列举多条②:如高贵乡公亲率兵讨伐司马昭，但为司马昭之党成济斫杀，但《高贵乡公纪》却书“高贵乡公卒”，绝无被杀之迹，反载太后之令，言高贵乡公悖逆无道，自取灭亡。又如魏齐王芳之被废，原是司马师的主张，事前太后也不知道，但《齐王芳纪》反载太后之令，说齐王芳不孝无道，理该废弃，还如叙魏与蜀之战争，常常是讳败夸胜；......诸如此类“曲”“隐”及“回护”在《三国志》中表现十分明显。接着是《宋书》。被刘知几《史通·曲笔》说成“《宋书》多妄”。这“多妄”表现在对帝王枉法诛戮诸王、大臣时有曲笔回护，明明为皇帝所“诛”或“赐死”，本纪则往往以“卒”“薨”了之。如“明帝赐刘道隆死，而书新除中护军刘道隆卒;建安王休仁以鸩死，而书建安王休仁有罪自杀;帝又赐巴陵王休若死，而书巴陵王休若薨”③。又如对刘裕、萧道成的篡位弑君，《宋书》也曲意回护。经过《宋书》的回护，这些篡位弑君，就像唐虞揖让、禅位，绝无半点逼夺之迹。如此曲笔史记，使得许多事件的真相被歪曲、掩盖。这种曲笔回护在《南齐书》中也有充分表现。鉴于《南齐书》的作者萧子显是梁的臣子，又为齐之子孙，所以凡对涉及大将军萧行衍的事均曲意回护。同样，对萧道成(萧子显的祖父)的一些事情，《南齐书》也隐讳、粉饰，这些②《廿二史札记》卷6?《〈?三国志〉多回护》。③《廿二史札记》卷9《〈宋书〉书晋宋革易之际》。被清人王鸣盛说来:“子显多隐讳，故南史有微异者。”①这种曲隐、回护在秽史——《魏书》中表现更为突出，赵翼在《魏书多曲笔》中讲“魏收(《魏书》)作者)仕于北齐，修史正在齐文宣时，故凡涉齐神武(高欢)在魏朝时事，必曲为回护”②。同样，以后的《梁书》《陈书》也对篡帝夺位的朝代更迭、帝王将相的丑行秽事掩盖回护，所以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三中说道:“姚思廉父子(《梁书》《陈书》的作者)或与之有连为隐讳”。这种曲笔回护使得《隋书》《旧唐书》都不能幸免，如《旧唐书·高宗本纪》只书太子宏薨于绮云殿，隐去武后之鸩;又如穆宗以下诸帝均为宦官所立，而本纪却不记载，只书故君遗诏，新君柩前即位。诸如此类的曲笔史记，使史学家刘知几对史之实录产生了怀疑，说“世途之多隘，实录之难遇”③，并指出笔记古史的规律是“直笔见诛，曲词获存”④。因为有此规律在起作用，所以《旧五代史》《宋史》《明史》乃至《清史》同样出现曲隐、回护。如对《旧五代史》，赵翼就说“薛史书法回护处”:“昭宣帝禅位后，梁封为济阴王，开平二年正月弑之，薛史亦不书”;“乾化二年，温为其子友理所弑，薛史亦不书”⑤。《旧五代史》如此，《新五代史》也根据宋统治者的需要来褒贬笔削史料，使之偏颇失实而带有曲隐。同样，《宋史》也多回护处，照赵翼说来:“元修《宋史》，......多据各家事状碑铭，编缀成篇，故是非有不可尽信者”⑥，除大奸大恶者不能讳饰，“其余则有过必深讳之”。继《宋史》后的《金史》《元史》也多避讳、回护处，如章太炎在《征信论下》中说道:“《宋史》称岳飞破胡，兀术号大奔，《金史》阙如也。”这被章太炎说成是:“著书陈辩，败人则录之，己屈则不进也。”⑦《明史》待修，尽管总裁张廷玉在《进明史表》中提出要“据事直书”，但在易代和异族统治下也不免曲笔和忌讳。《明史》中对满族先世建州女真的情况一概避而不谈，讳莫如深，目的是想掩盖清朝祖先向明称臣的事实。这种情况在《清史稿》中表现更为明显，其史稿中对清初圈地、逃人法和剃发令三大弊政竭力回护、隐曲，或语焉不详，或削而不书，或略而简化。①《十七史商榷》卷62。②《廿二史札记》卷13。③《史通·直书》。④《史通·曲笔》说:“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⑤《廿二史札记》卷21。⑥《廿二史札记》卷23。⑦《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一》。因为历史和现实不一样，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往往是以今度古。东汉孔融见曹操破袁氏兄弟而曹丕纳袁熙之妻之事，就得出“武王伐封，以妲己赐周公”的结论①;同样，高贵乡公设身处地推知古代帝王，说:“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创业者皆优，绍继者咸劣也”②。对于这些历史认识，在笔记古史原才就具有偏、窄、曲特征下，很难说是不对的，说不定是一言中的。这种曲笔史记的出现，其责任当然在于撰史者，因为撰史者就该“申以劝诫、树以风声”③，直书其事，不掩其瑕，使秽行劣迹彰显笔记，恶名臭事载于史记。但在一种“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④的传统政局下，使撰史者也不得不趋邪弃正，变得阴毒起来。如作秽书、妄书的魏收、沈约就被后人称为“魏收之矫诬，沈约之阴恶”⑤。在这种阴毒、隐曲的心态下，即使天赋才、学、识也是徒劳的，它产生的只能是阴性文化——曲笔史记。然而，说这种曲笔史记责任在史官还只是表面的，其真正的制造者恐怕是设局修史的执政者;甚于撰史者之阴毒数倍的帝王阴毒使撰史者只能“曲笔阿时”“谀言媚主”，将帝王将相的阴毒、秽事隐去。而一部曲笔史记还不知遗漏了多少那些原本就使人无法知道的阴毒、秽事和劣迹。但大概也因为有此，所以强化了曲笔史记在阴性文化中的地位。①《后仅书·孔融传》。②《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③《史通·直书》。④《后汉书·五行志一》。⑤《文史通义·史德》。摘自《术与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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