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梁武帝摒弃“今瘦，崇尚“古肥”
《梁书·武帝纪上》中说道“帝及长，博学多通，好筹略，有文武才干，时流名辈咸推许焉。这是对梁武帝比较中肯的评价。梁武帝不仅仅是一位政治家，同时他自己也十分热爱文学，并精书法，对于书法技巧与钟、王书艺术成就的特点提出了一些看法，颇为精到。梁武帝在我国的文化史上很有影响。
南朝时期，不仅平常百姓热爱书法艺术，作为这时期的帝王也酷爱书法。在《南齐书》卷三十三《王僧虔传》中，记载着：“太祖善书，及即位，笃好不已。与僧虔赌书毕，谓僧虔日：谁为第一?僧虔日：臣书第一，陛下亦第一。上笑日：卿可谓善自为谋矣。”从王僧虔传记载的这件事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帝王不仅仅自己爱好书法，而且朝野上下己形成一种爱好书法的风气，他居然和自己的属下赌书!梁武帝也不例外，他自己也十分爱好书法，还先后写下了《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草书状》、《答陶隐居论书》等书论。
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梁武帝说：“字外之奇，文所不书，世之学者宗二王，元常逸迹，曾不睥睨。羲之有过人之论，后生遂尔雷同。元常谓之古肥，子敬谓之今瘦……张芝、钟繇，巧趣精细，殆同机神。肥瘦古今，岂易致意!真迹虽少，可得而推。逸少至学钟书，势巧形密，及其独运，意疏字缓学子敬者如画虎也，学元常者如画龙也。
通过上面这段话的叙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梁武帝十分推崇带有古意的钟繇书法，甚至形容张芝、钟繇的书法“巧趣精细、“殆同机神”，连被后来推崇为书圣的王羲之学习钟繇书法也是“意疏字缓’’，后又说王献之的书法不及王羲之，王羲之的书法不及钟繇，可想而知，梁武帝把钟繇书法放到了一个何等至高无上的位置。
据《南史·梁本纪上》记载：“竟凌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帝与沈约、谢胱、王融，萧琛、范云、任防、陆佳等并游焉，号日‘八友’。”而作为“八友”之一的梁武帝来说，萧子良的书法观势必对他有所影响。这与“南齐竞凌王萧子良在书法上推扬崔瑗、张芝，平抑大王，回避小王也不无关联。萧子良《答王僧虔书》里记载：“崔、张归美于逸少，虽一代所宗，仆不见前古人之迹，计亦无以过于逸少。既妙尽深绝，便当得以实录。然观前世称目，窃有疑焉。崔、杜之后，共推张芝。仲将谓之‘笔圣’。伯玉得其筋，巨山得其骨。索氏自谓其书银钩虿尾，谈者诚得其宗。”萧子良对大王“一代所宗的地位委婉地表示质疑。其原因在于“崔杜之后，共推张芝。仲将谓之‘笔圣’。卫瑾和卫恒都只能得其筋骨。张天弓在《永明书学研究》中指出：“该篇是刘宋以来，褒扬二王，尤其是大王，以及宋末齐初又微扬小王，如王僧虔，过渡到齐末梁初高标钟、张，而平抑二王的转捩点。”梁武帝作为“八友”之一，萧子良对他的影响不可低估，梁武帝推崇钟繇书法也与此有关。如刘涛所说：“南朝主流书风在梁朝发生了由王献之向王羲之的转变，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此转变的序幕在南齐永明间业已拉开，也是事实。
作为一个国家的帝王，如此推崇一个书法家的书法，必然对该书家书法在世间的流行起很大的推动作用，他的臣子们势必也会对于这种书风的转变阿谀附和或者由衷地推广。
《荐季直表》（翻墨本）
萧子云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在《南史》和《梁书》萧子云传中都不约而同地记载着他是怎样一改“妍媚”书风而转向钟繇“古肥”、“天然’’的书风的：“自制拜章，便有文采……及长，勤学有文藻，弱冠撰晋书，至年二十六，书成百余卷，表奏之，诏付秘阁……子云善草隶，为时楷法，自云善效钟元常、王逸少而微变字体。尝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赏，随时所贵，规模子敬，多历年所。年二十六著晋史，至二王列传，欲作论草隶法，言不尽意，遂不能成，略指论飞白一事而已。十许年，始见敕旨论书一卷，商略笔状，洞澈字体，始变子敬，全范元常。逮尔以来，自觉功进。其书迹雅为武帝所重，帝尝论书日：笔力劲骏，心手相应，巧逾杜度，美过崔是，当与元常并驾争先。其见尝如此。”
从萧子云传提取的这段话中，至少让我们明白了两个事实：一、萧子云并不是一开始就学习钟繇书法的，他也曾随当时的风尚去“规模王献之的书法，“始变子敬，全范元常”后“自觉功进”。二、梁武帝非常喜欢萧子云“规模”钟繇的书迹，并称赞他的书法“笔力劲骏，心手相应”，“当与元常并驾争先”。至于萧予云是自己在练习书法的过程中，琢磨出元常书法更胜一筹，还是慑于梁武帝的威信，不得不推崇钟繇的书法，姑且不论，但这些都造成了萧子云对于钟繇书法的推波助澜是不容置疑的。
梁武帝推“古雅”之钟繇书法与其在文化上复兴儒教礼制是分不开的。“梁武帝在文化方面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制定五礼。”《梁书·徐勉传》记载了徐勉称颂五礼的情况：“洪规盛范，冠绝百王，茂实英声，方垂千载。“在当时社会里制定这样大部的礼制，要聚集许多儒生，经过较长时间的努力才能完成。尽管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十分重视礼，即使在两汉及西晋初这样承平的时代也没能做成的大工程，竟由梁武帝来完成，这充分说明了梁武帝对文化的重视。”
《荐季直表》（清代拓本）
梁武帝对于佛教的迷恋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梁武帝对于佛教的迷恋并没有减轻他对儒家思想的推崇。在《梁书》中便清楚地记载了梁武帝对于儒家经典的重视：“造《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义，《乐社义》，《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予正言》，《老子讲疏》，凡两百余卷。固他对书法更是流露出非同一般的钟爱之情。在南朝，帝王都比较爱好书法。《南史·王晏首传》中记载：“僧虔弱冠，雅善隶书，宋文帝见其书素扇，叹日：非唯迹逾子敬，方当器雅过之……孝武欲擅书名，僧虔不敢显迹，大明世常用掘笔书，以此见容……。”
笔者认为梁武帝在佛教风气笃盛的梁朝，依然不忘对于儒家经典的推崇，这不仅说明儒释两道美学思想在中国本土的契合，同时也说明了梁武帝之所以推崇钟繇“古雅”的书法，排斥王献之“妍媚”的书法，一改宋齐间流行“今瘦、“妍媚”、“逸气的王献之书法风尚的思想渊源。
在《全梁文》卷二中记载了梁武帝置五经博士的情况：“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教论歇，风节罔附，抑此之由。”在魏晋玄学大为兴盛之时，虽然儒学并未灭绝，但确实受到了很大的冷落，梁武帝复兴儒教，成为齐梁思想的重要特征。出身布衣的梁武帝夺得政权后，国家的统治基础实际是在门阀世族衰落过程中所兴起的新的地主阶级。魏晋时期门阀世族内部被长期所形成的血缘关系牢牢结合在一起，各个世族之间实力并未发展成为可以对抗的力量，中央集权未能实施之时提出的所谓“无为之治”，但发展至梁武帝统治时期再提此说法显然和当时的政治环境不相符合了。
寒门贵族不断兴起，终于取代了门阀世族，成为国家统治的基础。儒学的提倡，与萧衍想借此巩固国家政权有着莫大的关联。然而萧衍所提倡的儒学与汉代所提倡的儒学还有不同，他并非是要恢复对于儒家经学的研究，而是借助儒家所规定的严格礼法作为规范人们言行举止的准则。推崇儒学和他崇佛又是紧密相连的。“梁武帝的崇佛是要借助于自晋代迅速流行起来的佛教给他宣扬的儒家的‘仁爱’罩上宗教的灵光，塑造出他的以慈悲为怀的帝王形象。同时又可以用它来劝化人民‘向善’，以巩固新贵族的统治。”梁武帝对于“儒佛”两道的推崇，实则都与他加强统治有紧密的关联。
推崇儒教的梁武帝，讲究用儒学的“礼教去规范人们的言行，使其符合“礼”的标准。从政教这个角度来说是如此，从书法艺术的角度势必也会受到儒教“合乎礼的规范的影响，相比较王献之“妍媚”、“飘逸”的书风，显然“古雅”、“笔力劲骏极具质感的钟繇书法更合其“口味。“妍媚、“逸气’’的王献之书法缺乏骨力，形式美感大过其“内容”，与儒家所倡导“文质彬彬之说相去甚远。重“形”而不重“质的书法，美则美矣，但其在书法表征的质感上，太过柔媚。诚然，“飘逸”的书风自然是王献之“萧散人生”的～种表现，但是并没有庄重之感，笔法又呈“外拓”之势，“连笔’’的使用更让王献之的书法显得“飘逸”十足，也难怪王献之书法被梁武帝评价为“今瘦”。
“古雅”的钟繇书法带有“复古”之意，笔力相较于流行于齐梁时期妍媚的书风来说，更加有道劲、厚重，而且带有浓厚汉隶味道。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提出过“雅正的审美观，反对“郑声淫”，推崇“雅乐”，主张“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艺术批评标准。推崇儒教礼法的梁武帝显然是受到儒家“雅正’’观的影响。
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一生经历了宋、齐、梁三个朝代，刘勰作为梁武帝的臣子，迎合了他复兴儒教礼制的风潮。如敏泽先生所说：“刘勰在文学理论上着力宣扬儒家思想，不能够仅仅看做是他个人的偏好，同时也是那时的统治阶级在大力提倡佛教的同时，为了更好地进行统治和强化封建秩序，从而大力提倡儒家思想在文学理论上的一种反映。《文心雕龙》的出现和这种历史形势不能说毫无关系。”刘勰写《文心雕龙》的主要目的在于反对当时文风的“浮讹、“讹滥。在《宗经》中提出：“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由此可看出，受佛教思想影响很深的刘勰实际上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刘勰的《文心雕龙》在思想体系方面主要属于儒家。故而提出“宗经，这是刘勰反对“浮靡的文风，根据经书的要求所提出的“六义”，要求纠正末流，回归正路。王献之“妍媚”书风过于“飘逸”在宋齐兴盛一时，这与当时的审美风尚相关，但是显然不符合梁武帝所尊崇的儒家“雅正”观。而另一方面，书法乃是书家情感宣泄的艺术手段，所谓“书品与人品相统一，笔者认为梁武帝想通过对于书风的规范，达到对书家精神世界的“洗礼”，使书家本人也符合儒教礼制的规范。
第二节“天然”之钟繇书法
《三国志·魏书钟繇传》中记载：“太傅学优才高，留心政事，又于刑理深远……钟繇开达理干，诚皆一时之俊伟也。”
陈寿虽然没有直接撰写其书法成果，但是将钟繇定位为一时之俊伟，还是足见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了。《三国志》中记载了和他同一时代的书法家胡昭的传记，其中有一小段这样提到：“初，昭善史书，与钟繇、邯郸淳、卫觊、韦诞并有名，尺牍之迹，动见规楷焉。”这里无疑是肯定了钟繇在当时的名气，并与胡昭、邯郸淳韦诞等“并有名”。《荐季直表》（淳化阁本）
钟繇与胡昭确实有一定的渊源，不少书法家的书论中都记载了他们一起向刘德升学书的情况，早在卫恒的《四体书势》中就记载着：“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钟氏小异，然亦各有其巧，今盛行于世。之所以有“小异”，这在于“两贤并有肥瘦之断”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胡书肥，钟书瘦。当然，“肥瘦’’是相对而言的，对于“肥厚的胡昭书来说，钟繇的字体显得就“瘦薄了，而相对于“二王偏于“妍媚”的字体来说，钟繇的字体又可谓是“古肥”了，所以梁武帝才会感叹到：元常谓之古肥，子敬谓之今瘦。此“妍质之争”在中国书法史上从来就没有中止过。
至于钟繇所擅长的字体在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记录得比较清楚：“颍川钟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车征。二子俱学于刘德升……钟有三体：一日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日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日行狎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章程书即正书即早期楷书。“行狎书，专于书信往来的用途而言，是介于草书和正体字之间的流畅书体。圆这段话清楚地记载着羊欣对钟繇字体的评价，认为最妙者为铭石之书。
汉魏时期的铭石书，是汉隶的一种程式化体态，也可以称之为“八分。这种“撇捺分张”、“蚕头燕尾的汉隶。陶弘景在《上武帝论书启四》中记载了同梁武帝讨论钟繇书法的情况，清晰地展示了那一段历史。“一言以蔽，便书情顿极，使元常老骨，更蒙荣造：子敬懦肌，不沉泉夜……元常实自隶绝，论旨所谓殆同璇玑神宝，旷世莫继。斯理既明，诸画虎之徒，当日就辍笔，反古归真，方弘盛世。”“画虎之徒”是指的那些模仿王献之书迹的人。因为汉隶之绝，由此放弃之前模仿子敬的书风而返回到学习汉魏古法。
上面说到了钟繇擅长的几种字体，那钟繇书法究竟具有哪些特点呢?
一、古雅。孙过庭在《书谱》中也不忘对钟繇的汉隶进行赞美“至如钟繇隶奇……此乃专精一体，以致绝伦。”就是这种“古朴”之气，深深打动了梁武帝的心，所以他提出“规模钟繇的带有“古朴之意的书法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钟繇的书法不仅仅是“古的而且还是“雅”的。梁武帝称赞钟繇的书法“巧趣精细”、“殆同机神’’
张怀瑾在《书断》中巧妙地将钟繇书法的“古和“雅”结合到一起，“古雅’’一词就此诞生，它很好地概括了钟繇书法的特点。“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二、天然。“天然”也是钟繇书法所具备的必不可少的特点。说起在书论中使用“天然’’这个范畴，就不能不提王僧虔，是他提出了“天然、“功夫’’、“神采”、“形质”等书法美学范畴。而在庾肩吾的《书品》中，再次使用了“天然”、“工夫这两个范畴。如“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连“书圣”王羲之在“天然”这个方面，也不得不居于钟繇之下。“天然”指的是一种不经过人工雕琢，浑然天成的境界，是一种毫无扭捏之态的意趣。《书断》中所提到的钟繇书法所具有的“幽深无际”其实也恰好暗含了“天然之意。
由此看来，梁武帝所推崇的钟繇书法，确立了其在中国书坛的地位，确实具有非同一般的艺术感染力。钟繇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其书法所具有的“古肥、“天然”、“高雅’’的特点对后来的众多书家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持这种观点的肯定者也包括“书圣王羲之。王羲之就非常推崇“古雅’’、“天然’’的钟繇书法。他曾经说过：虬瞧钟、张故为绝伦，其余为是小佳，不足在意。去此二贤，仆书次之。”孙过庭对钟繇进行高度评价：“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正是因为钟繇的刻苦实践精神与高度联想所含的象，使得他上能与汉代草圣张芝并称钟张，下能与晋代王羲之并称钟王，确是一个承上肩下的最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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