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从西天取回真经的,不是唐三藏,而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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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7年,汉明帝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个满身金光的神在天上飞来飞去,于是想知道这是什么神,大臣们告诉他,印度有一个神叫佛陀,会飞来飞去之功。明帝便派人看个究竟,于是遣派中郎将蔡愔、秦景等18人前往西方求经。西行3年后,一行人在大月氏国得到佛像和经书,用白马驮回了洛阳。明帝在洛阳建立白马寺供奉佛像佛经,于是佛教开始在大汉盛行。中国人和佛陀相遇汉明帝的使者接触到佛教的地方是在“大月氏国”。那么,大月氏国在什么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我们把目光一直向西、向西,在今天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我们可以看到喀布尔河和兴都库什山脉,就在这河谷与山地之间,古代称作犍陀罗的地方,中国人和佛陀相遇。《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公元前年,西汉文帝收到匈奴冒顿单于的一封信。信中说,大月氏人的王被匈奴冒顿所杀,西域二十六国皆为匈奴吞并,草原上许多民族被并为一家。大概就是这个时候,月氏人开始了向西方的大迁徙。这是一种屈辱的迁徙,月氏王的首级被匈奴人斩获,并将其头盖骨制成了饮酒器。于是月氏人“余种分散,西逾葱岭”,一路上月氏人洗劫了乌孙人,杀死了乌孙王难兜靡,击败了在伊犁河、楚河游牧的塞人。犍陀罗盆地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西迁的大月氏人到达中亚,渡过阿姆河占领了大夏国故地——犍陀罗。大月氏占领大夏之后,就分裂成5个割据政权,史称“大月氏五翕侯”,五侯之一的贵霜翕侯灭其余四侯,建立贵霜帝国。汉朝是知道这个建立在高原上的政权的。汉朝和贵霜的关系时好时坏:班超派向安息的使者甘英,曾经顺利地穿过整个贵霜国,大月氏人也大批地来到汉朝控制的疏勒(喀什)经商定居。但当贵霜王向汉朝公主求婚时,却遭到了班超的严词拒绝,为此贵霜王调集7万大军越葱岭至疏勒攻打班超,但却被班超以少胜多击退,最后不得不向汉朝纳贡。大月氏人信奉佛教,这是离中原最近的佛教政权,正好在中国的西方。所以,我们看到历朝历代的虔信之徒,都是要到西天去取经,在中国人的眼里,只有西方才有真经。斯坦因在新疆尼雅考察时发现一批晋代泰始年间的汉文文书,其中几件是当时的过所(通行证),描述了大月氏人的相貌穿着:大眼睛,有髭须,身穿布衣。这或许可以让我们对大月氏人有一个粗略的印象。棉布起源于印度,在这几个大月氏人出现的时代,棉布还不是中原人着装的材料。《梁书·西北诸戎传》里记载高昌种植一种长茧的草,国人取茧织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这就是中原人对于棉花的认识。大月氏与产棉地印度相交界,来自大月氏的人身着布衣也是情理之中。而当时“布衣”也成为一种地域、族别和文化的标志,就像是中国人穿丝绸,罗马人穿毡、褐一样。大月氏人是永不安分的旅行家,也是天下少有的语言天才。在中亚流行的各种语言,他们都可以翻译传递,他们穿行于亚洲与欧洲之间,不经意间成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传播者和润滑剂。大月氏人的这种特性,可能决定于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古代希腊著名地理学家斯特拉博(公元前64年至公元21年,曾游历过欧洲、西亚、中亚和北非,写下了巨作《地理学》)把大月氏人所处的犍陀罗地区称作是“国王的通道”“印度的大门”。确如其名“国王的通道”一样,这里是通往欧洲、印度、中亚、东方的一条大陆上的通道,也是北印度精神生活的中心(曾产生了古印度语言的第一套字母,诞生了最伟大的梵语语言学家帕尼尼)。亚历山大大帝曾远征到这里,之后是大月氏人抢到了它,然后是安息人,再后来又归为波斯人。东方的、西方的、印度的、多种文化,多人种在这里轮番留下他们的印迹,各种文化杂糅起来,造就了犍陀罗人种和文化的世界性。亚历山大的种子当亚历山大盛年猝死后,他无意中留在亚洲的希腊文明的种子,却在亚洲开花结果——这就是犍陀罗艺术,那是古代希腊艺术的直接移植。随着亚历山大东征的工匠们在东方建立了诸多的希腊式城池——圆形的亚历山大城,在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上,他们雕刻塑造希腊的神像。犍陀罗地区的山上,有充足的页岩,为工匠们提供了最方便的雕刻材料。当佛教流传到犍陀罗地区后,佛便找到了最适合他显现于众信徒面前的方式:希腊的造像艺术手法和佛教相结合,诞生了西方研究者所称的犍陀罗艺术。“这种风格吸取了古代希腊罗马文化造型艺术的宝贵财富,它被佛教重新改变并且充满了印度文化精神”。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经过在亚洲的淬火与重塑后,向西方回流产生了基督教古典艺术,成为后来西方文艺复兴的基点。向东方,这种艺术影响了整个亚洲,特别是成为中国和日本艺术的基础,东方艺术文明的新时代从此开启。健陀罗造像艺术佛的第一行脚步,就是这样翻越葱岭,从高原下行到塔里木盆地,踏上中国的土地的。佛教来到了中国,或者说佛首先在帕米尔山下的疏勒、于阗安了家。20个世纪50年代,中国的考古学家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的尼雅遗址,发现了一块公元1世纪的棉布。这块棉布上用扎染工艺印有一个半裸的女神形象,女神头上有圆形的背光,脖颈和手臂上带有璎珞,半侧的脸带着笑意,目光向斜下方注视。有考古学家认为,这应该是一个菩萨的形象。如果这个判断正确,那么这块棉布便是中国境内最早的有关佛教的证据,它表明佛已经来到了这里。据中国史料记载,公元年、东汉安帝元初三年,疏勒(今喀什)王安国将其舅父臣盘流放到大月氏贵霜帝国,臣盘在贵霜潜心佛学,与贵霜国王迦腻色迦过往甚密。到了公元年时,流放他的疏勒王死了,臣盘便乘机请迦腻色迦王派兵护送他回国夺取政权,自立为王。这一军事行动同时将佛教带了过来。尼雅遗址发现的棉布总之,佛大约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突破了高山的阻隔,在大月氏王迦腻色迦武力不曾征服的地方开花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真是佛法无边。宗教与文明的征服威力不仅强大而且持久,它带来的改变是彻底而深层次的。《续汉书·五行志》说,东汉灵帝时兴起了一股以西域文化为美的风气,同样的情景也发生在佛教初到的于阗。尼雅的考古资料证明,在公元3世纪左右,一向推崇汉文化的尼雅,突然被贵霜文化所替代,一度作为官方语言的汉语被废弃,而改用了佉卢文。公元年第一位佛教大师从中亚来到汉朝,带来了《佛说阿弥陀经》,这位大师是大月氏人。公元年,洛阳建立了第一个佛经翻译中心。位于克孜尔石窟前的鸠摩罗什像。鸠摩罗什三藏法师(-),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首,后秦弘始三年()入长安,至十一年()与弟子译成《妙法莲华经》《佛说阿弥陀经》《中论》《百论》等龙树中观宗大乘学说的主要典籍当时的佛经并不是直接从梵语译来,而是从于阗语、安息语、吐火罗语等中亚各民族的语言转译而来。当时翻译佛经的情景是,一个人手持经卷口诵,另一个人用笔记下来。而口诵经卷,多语言的转译常常使佛经的真意丧失,这才有了玄奘西去印度取经的动因。到公元年左右,中原已经有了多部翻译的佛经。然而,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佛教遗迹和佛教壁画并不在中原,而是位于现在塔克拉玛干中心的喀拉墩古城。这里有最古老的佛寺建筑样式,它们是经典的“回”字形,佛像在回形的中央,信徒们沿走廊旋转礼拜,回形的墙壁上绘满了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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